石之瑜》無厘頭狀態的政府

石之瑜》無厘頭狀態的政府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70104005547-262105

當文字、符號、記憶、規則都只有當下的意義，以前的全不算數，以後的都重新來，這樣手段所建立的國家認同，也只能持續瞬間。

總統府為了增添春聯的本土感，而對「自冉」此一非詞彙的誤植，反映的不只是台灣文學問題，而是台灣的整體文化問題。總統府恣意編弄詩人賴和的文字，即使受到檢討卻表現得滿不在乎，其心態就像中學生恣意編弄納粹符號一樣，是想藉著編弄過程中的乍現一下，滿足對主體性的渴望。

如此為了當下的目的與快感，就無所顧忌，是台灣政治文化反制、反智與反治的體現。

在台灣，幾乎每一個決策，從幾百億的生技投資要給誰，到幾百萬勞工放假怎麼放，再到幾百篇造假論文及作者們怎麼處置，其間的決策規則，幾乎都必須由零開始協商。也就是，從來沒有哪一條規則，是真正被當成規則的。

在一個規則形成到適用的過程中，永遠會出現（自以為的）「有力人士」，根據當時的狀況、相關人物的關係、政治的信念、利益交換的機會、派系的均衡折衝，開始替規則訂新的但書，而且在每一個環節都攪弄不疲。

所以，台灣的公共治理體制中，聰明人不會拘泥於慣例，也不相信慣例，更記不得慣例。愈是政壇老手，愈是知道事情不到最後走完，永遠還有機會。這就構成了一個絕對「反制度」的文化習性。

為了改變規則或虛構規則，最容易的手段就是透過人格謀殺、政治正確、造謠等方式煽動輿情，因此就構成了「反智」的文化習性。

所以，公共政治的內容淪為臨時的分贓、鬥爭、動員而已，面對選民充其量成為一種儀式，本質上只能是一種「反治理」。

反制、反智與反治使得沒有哪一件事，可以事先預期其發展，上焉者抱著抽籤的心態等結局，下焉者無孔不入地找管道影響結果。既然不能預期，就不能進行長遠的規畫或投資，即使規畫，聰明人都會知道規畫可以改變。整個治理體制陷入一種「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的焦慮之中。每一件事都得回到起跑線，都不能落後，都必須錙銖必較。

但是，到底為了什麼長遠的目標而爭搶，付之闕如。一窩蜂的爭取，一窩蜂的政治正確，都是曇花一現。

總統府可能沒有想到，自己隨隨便便地歡樂剪貼人家說是賴和的一個詞彙，跟中學生隨隨便便地歡樂展示納粹的符號說是表達反專制，在認識論上是一致的。擁護黨中央的官員、學者把中學生對納粹的無所謂，歸咎於國民黨遺毒，他們絕不會把總統府操弄看似本土的符號這種無厘頭，也歸咎給蔣介石。因為在台灣，每一件事都是另一次鬥爭，都需要換規則。

如此不斷摧毀規則可能性的政治文化，最後就是累積千萬條且不斷新增、相互矛盾的規則，惡徒無所不能，善者無所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