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們傳統認識中，軍人就是赳赳武夫，跟划拉賬本的商人根本不搭界。但國防大學少將喬良自2005年開始，以每年3000萬字的速度大量閱讀西方前沿金融學專著。軍人研究金融，看似有些風馬牛不相及，甚至不務正業。但喬良的解釋是，軍事和金融，不但相關，而且非常相關——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國人的國家生存方式，最終就無法理解美國人的戰略意圖。換言之，懂金融，才能“知彼”，而知己知彼，才能最終打好中國的“崛起之戰”。
喬良將軍1999以《超限戰》一書成名（與王湘穗合著），該書陸續被譯成英文、日文、意大利文、法文、越南文和中文繁體各語言版本，被美國、法國、意大利等多個西方國家的軍校收藏、研究，在印度和越南甚至出現了盜版。本文主要根據瞭望東方周刊對喬良將軍的採訪，以及喬良將軍在不同場合從金融、經濟角度談國家戰略問題的整理和綜合而成，更為全面和精彩，值得閱讀和深思！
問：作為一名軍事戰略家，你為什麼這麼關注金融？
喬良：我關注金融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如果不了解金融，就不了解美國人的國家生存方式；不了解這種國家生存方式，就不能理解美國人是怎麼制定戰略的；而不了解美國的戰略，你就不知道對手真正想要幹什麼。
美國究竟要幹什麼？這方面世人誤解很多。比如，美國為什麼要打伊拉克？很多人都以為是為了石油，可如果真是為了石油，打仗之前一桶油38 美元，打仗後漲到149 美元，升了4 倍還多，那這一仗打得豈不是得不償失？
而實際上如果你懂得金融和金融史，特別是當代金融史，又特別是以美元為代表的當代金融史，你就會一下子豁然開朗了。這裡的奧秘在於，1973年以後，美國人迫使歐佩克答應，全球的石油交易只能用美元結算。如此一來，美國人當然願意把油價打高，因為油價一高就打出了美元需求。
道理很簡單，原來你手裡有38美元，就能買一桶石油，現在你如果還想買一桶石油，就需要比原先4倍還多的美元。如果你手裡沒這麼多美元，你就得去找美國政府要。但美國政府會白給你嗎？當然不會。這就是美國政府想要的結果，你要美元可以，那就拿你的資源和產品來換，而定價權掌握在美國人手裡，它可以趁機壓低你的價格，廉價享受你的資源和產品。
為什麼美國的商品比中國價格低？很多人都不能理解，都說美國人活得太安逸了，不但物美，而且價廉。反觀中國，發展這麼多年，勞動力成本一直很低，按說你的價格也應該偏低才對，但為什麼中國商品的價格比美國還高？原因就是美國可以壓你的價，迫使你為了出口，不得不以出口退稅甚至以出口補貼的方式，在低於成本價的情況下把東西賣給美國，所以美國人當然可以享受低價商品了。
由於美元和石油的掛鉤，當中國去年成為全球第一大石油進口國後，就需要準備更多的美元去買石油。這意味著你不得不用更多的產品和資源去換取美元，讓美國人用幾乎沒有成本的綠紙佔有你的實物財富。這種交易當然沒有公平可言，但卻是你加入全球化進程的代價。這是美國人為全世界精心設好的一個局。所以不理解金融，就不可能真正了解美國的戰略。
問：所以金融是更加根本性的戰爭。
喬良：是的。美國的金融已經進化成了一種人類嶄新的文明形態——金融文明形態。
從古至今，每一種文明形態最終的表達是什麼？或者說，每一種文明最核心的東西是什麼？是信用，是在帝國的疆界內或影響所及的範圍內，建立起一種由它主導的信用體系。
大英帝國創造了貿易文明。準確地說，是建立在工業文明基礎上的貿易文明的全球體系。美國人在英國人的基礎上又向前大大邁出了一步——它逐漸遠離貿易文明，開創並走向了金融文明。兩者的區別是，貿易文明需要在實物和實物之間用貨幣做中介進行交換，但金融文明則創造了一種新的交易方式，即用純粹的紙幣作為一種特殊商品去交換實物。這種金融文明是用國家實力，特別是強大軍力創造的強迫信用，是一種美國獨有的霸權形態。這一被美元主導的全球信用體系，由於美國成功地實現了美元與石油的捆綁，已經成為基本的美國國家生存方式，並使其從中獲利40餘年。美國的GDP在1990年前後達到了7萬億美元，而在此後不到二十年，就翻了整整一番。這其中信息產業的突飛猛進功不可沒，但它為美國GDP 的貢獻遠不如美元的出口。
現在，有些國人不懂這一點，盲目地以為，我們強大了，必定要超越甚至替代美國。你有本事創造出一種嶄新的信用體系，既能推翻大英帝國，又推翻美國嗎？恐怕連想都沒有想過，怎麼可能推翻？
這就是研究金融問題的時候，我逐漸得出的一些結論。而這些結論，我認為表面上看離軍人很遠，可卻是軍人必須明白的——否則，我們將為什麼而戰呢？
問：最近一兩年，釣魚島問題持續升溫，成為中日之間的最敏感話題。如何解決，有各種聲音，包括認為應該打一仗的。你怎麼看？
喬良：收復失地不是說老百姓一生氣，咱們今天就得拿回來，總得把握時機。
今天是不是最佳的時機呢？肯定不是，因為安倍執政，為了讓日本國民支持他，就需中日關係緊張。他需要在民意壓力下讓日本國會支持他修改和平憲法，使日本自衛隊變成國防軍。讓日本脫離美國給它的和平憲法的限制，變成“正常國家”。那麼安倍毫無疑問就將成為日本戰後史上最偉大的首相。
釣魚島正好就是安倍拿來實現自己企圖的最好工具，但很多人就是到現在都不明白這一點，甚至有誰理性一點，馬上就被罵成是賣國賊。問題是，一個國家強硬與否是你解決國際問題唯一支撐點嗎？如果是這樣，要戰略智慧何用？
問：我們的支撐點應該是什麼？
喬良：除了血性，我們還必須有理性。理性就是智慧，這還不夠，一個大國的崛起，還得有戰略耐心。一定要像獵豹和獅子那樣選擇和等待捕獲獵物的最佳路線和時機，眼下肯定不是最好的時候，因為你越強硬，就越配合安倍，那怎麼辦呢？是不是我們就乾脆不理睬他了？也不行。
今天我們能做的，首先是寇可往，我亦可往。你能巡邏我也能巡邏，使釣魚島變成一個被國際社會認可的有爭議之地。為什麼要讓它有爭議？就是為了有一天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對方沒法藉口說沒有爭議，而拒絕解決。
眼下為什麼不是最好的時機？因為眼下我們面臨更緊迫的問題：中國究竟是應該繼續向前走，度過未來最艱難的10 年，還是現在先把一個小島拿回來更緊迫？這裡面總有一個輕和重的問題。很多人一到這個時候，就眉毛鬍子一把抓了，芝麻西瓜誰大都分不清楚。
問：有可能擴大成一個中日之間的軍事對抗嗎？
喬良：不會。為什麼不會？日本要跟中國進行全面對抗，必須有美國支持。美國祇需要日本牽制中國，並不需要日本跟中國打仗，把美國牽進來。所以日本一旦要跟中國全面開戰，就等於把美國綁架進來了，這是美國肯定不願意做的事情。起碼現在不會願意。
問：在南中國海爭端上，也有人主張對越南和菲律賓動武。你怎麼看？
喬良：是我們的領土，我們決不會放棄，這是一個最基本的立場。但是又回到前面所說的，什麼事情要分清輕重。
對於中國來講，南海的石油是唯一決定中國未來命運的地方嗎？如果南海的石油拿不回來，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就會因此中斷，那我們當然不惜一戰。可是情況並非如此。
美國人在應對各國國際爭端問題上，早已經形成一整套標準應對程序。而中國今天連繫統都沒有建立，還在一點一點的學習，基本上是吃一塹長一智，甚至是吃十塹才長一智。中國的國民也是—— 國家要學習如何做大國，國民要學習如何做大國國民，不能說起來一口一個大國崛起，結果行動時完全被小國寡民思想所左右，大國國民要學會算大帳。
問：所以南海跟釣魚島問題，本質上是一樣的。
喬良：不要老被這些紛爭糾纏。中國現在最需要的是什麼？我們還需要最少10年、最多20年的發展，如果這段時間我們能平穩度過，到時候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能阻擋中國的腳步！那個時候我們可以消停消停，該算的賬一筆一筆算。然後我們再往創新文明的大目標上，一步一步的邁進。
文明是需要物質基礎的。19世紀末，美國經濟地位跟今天中國差不多，是世界GDP首屈一指的大國。但當時他們面對大英帝國的全球體系，發現自己根本突破不了，於是便開始耐心等待機會。
美國從軍事上打垮大英帝國沒有問題，但他們沒這麼做，儘管他們有與英國人交戰的預案和計劃。他們等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英國人殘了，但美國人仍然沒拿到夢寐以求的全球霸權，因為瘦死的駱駝比馬大，英國在兩百年間建立起的軟實力仍在，不是說硬實力上去了，霸權就歸你了，你沒有軟實力照樣拿不到。
於是美國又耐心等了二十年，等待下一次世界大戰，為了這一天，直到二戰爆發前，美國還幫助德國恢復經濟，即所謂的“道威斯計劃”。美國人告訴德國人，你的一戰賠款，我統統不拿回美國，而是變成在德國的投資。美國人把這筆錢全都投到了德國的軍工產業，克虜伯、寶馬、奔馳這些大企業都是靠美國的“道威斯計劃”迅速強大起來的。而軍工產業復甦後的產品，是不能和平消費的，只有走戰爭道路，最終希特勒“不負眾望”，帶領德國人重新走上戰爭道路，瞄準的依舊是大英帝國，這回德國雖然再次戰敗，但也徹底把英國打垮了。美國人終於順利登頂。
這些都是美國人聰明之處——在還不知道《孫子兵法》為何物的時候，美國人已經和孫子神交了。所以中國人要學美國不光是學先進科技這些具體的東西，更要學習美國的大戰略籌劃。中國人整體來講比美國人了解中國更了解美國，可是在戰略研究層面，精英層面，中國的智囊研究美國不如美國研究中國透徹。
問：在“大國智慧”方面，你對中國人有什麼建議？
喬良：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出，真正能成為全球性大國的國家，首先是要幅員遼闊，其次是要資源雄厚，其三就是人口眾多，少於兩億都不行。今天世界上，有這個條件的國家有幾個？中國、美國、俄羅斯。美國已經是唯一超級大國，俄羅斯現在被經濟發展拖了後腿，所以說有可能性的就只剩下中國。
中國人必須意識到，什麼是我們的核心利益，到今天為止，我們很多人都不是很清醒。中國的核心利益說穿了就是兩條。第一條，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能動搖，第二條，中華民族的複興道路不能中斷。只有這兩條是核心利益，其他都不是。
拿這兩條去衡量，其他都不是。不但釣魚島不是，黃岩島不是，連台灣都不是，理由是什麼？
中國改革開放30 年，台灣沒有參與，中國照樣能發展，這就說明台灣不是中國走向強大的必要條件，也就不能算是核心利益，充其量只能算是可能影響核心利益的重大利益。但是，這30年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不會有這樣的發展，而沒有這樣的發展，中國就不可能成為現代化國家，民族復興就是空談。這就是必要條件、絕對條件。
為什麼說共產黨的執政地位不能動搖？這並不是在盲目地為中共搖旗吶喊，而是因為不管這個黨自己承認它有多少缺點、別人批評它有多少缺點，它仍然是集中了今天中國精英最多的一支政治力量，而且現在沒有任何一支其它的政治力量有能力取代它。所以說，在這種情況下，特別是中國人一盤散沙的習性沒有完全克服的情況下，中國需要這樣一個不可替代的領導核心。
問：目前中國一方面仍在崛起，一方面問題也很多很複雜，在進行“頂層設計”的時候，你覺得最應該注意的是哪些問題？
喬良：最重要的是，不要受別人影響，先理清自己的思路。
要改變和創新自己的話語體系，找到一種能夠為中國未來引領方向的一整套新話語系統。要讓人聽完之後，有一種“服膺感”，就是心服，認為你說的非常有道理。如果每次都說因為西藏是中國神聖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一部分，所以不能見達賴，美國人是永遠不會聽的。
問：其實我們很多時候，無論是批評或者表揚西方，都是還是情緒化的。
喬良：反對它和讚同它都是錯的，都沒有說到點上。所以先不要急於推進民主，先改造土壤。
有很多人瞧不起GDP ，說這是扯淡。這是一種無知。GDP可能有缺點，但發展它仍然是必要的。很多人罵中國的GDP，說這個國家GDP這麼高，人均GDP卻很低，但這其實並不能說明中國就不行。美國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但美國的人均GDP卻不是最高的。如果人均GDP 高就意味著強大的話，挪威瑞士這些小國要遠遠超出美國。
所以說絕對GDP，仍然是重要的，尤其在中國格外的重要。因為絕對GDP意味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總量，如果它不重要，那美國人、西方人還擔心中國干什麼？還“ 戰略重心東移” 到亞太來幹什麼？戰略重心為什麼不擺到挪威瑞士門口去？
很多人對自己談論的問題缺乏透徹的了解，就急不可耐地站在一個自己不知道的角度去展開盲目的讚同或盲目的攻擊。特別是對美國的一切盲目贊同，對中國的一切盲目攻擊，盲目的讚同和盲目的攻擊，都是世人包括中國人很可悲的缺點。
問：所以很多觀點都是情緒化，或者說自己自身利益驅動的結果。
喬良：對。當某一項政策觸犯自己利益的時候，立刻就變成反對者，某一項政策給自己帶來利益的時候，又立刻變成了贊同者，自己根本沒有最基本的立場，只拿利益多寡來決定自己的站位，這是一部分人。還有一部分人倒是有堅定的立場，只可惜這種立場只表達一種觀點，就是政府做什麼都是錯的，政府做什麼他都反對。現在經常在網絡上發聲的差不多就是這兩種人。
問：未來關鍵的10年中，你覺得中國最大的挑戰在哪裡？
喬良：國內方面第一個最大的挑戰，在於能不能有力又有度的反腐。
問：“有度”反腐是什麼意思？
喬良：有度反腐，就是反腐應該是“下老鼠夾子”而不是“下老鼠藥”。下老鼠藥，可以毒死老鼠，但雞鴨魚鵝也得毒死，下老鼠夾子是打著哪隻是哪隻，但前提是在打的時候必須同時積極的建立制度，讓製度成為腐敗的防火牆。
除此之外，還有兩大挑戰——一是解決分配公平問題，二是解決東西差異問題，而東西差異和分配公平，其實也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互相關聯的。
消除差異，不能通過殺富濟貧。中國人本來是很善於積累財富的，但是積累的財富，很快就會被造反毀掉。縱觀中國歷史，基本上是這樣一個模式：一個新朝代來臨，勵精圖治，然後繁榮到來，接著就又是腐敗，腐敗完了造反，造反完了財富再流失，一切重新歸零，又開始一個新朝代，如此循環往復2000多年，走不出怪圈。
西方近300年的發展，財富卻是一代代累積下來的，因為他們不去搞殺富濟貧，而是通過制度的方式，讓富人的財富流向窮人，比如遺產稅，讓富人多交稅；比如慈善，用減稅的方式鼓勵富人行善，所有這些制度，讓富人的財富合理合法的流向了弱勢群體，遠比造反要好的多。
從這個意義上講，改變分配不均和反腐有直接的關聯—— 要逐漸掐斷利益集團的臍帶，不能讓利益集團再源源不斷地從國有企業和老百姓的財富中為自己輸血。要掐斷臍帶，但是又不能完全用追訴原罪的方式去掐斷，因為追訴原罪就是使財富的積累重新歸零。相當於又造了一回反。
問：在國際層面上，中國面臨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喬良：我認為是資源瓶頸的問題。中國其實是個“地大物薄”的國家——雖然資源豐富但人均稀薄。而中國今天如此巨量的發展規模和速度，需要巨量資源的補充，這些資源只能到海外去拿。
能不能有效的拿到？今天看來很難的，為什麼？我們可以看看，我們曾想在蘇丹拿油，一開始乾的不錯，等西方眼紅了，給你搗亂，三兩下子就給你折騰完了——第一次是達爾富爾事件，第二次是南北蘇丹分裂，第三次南蘇丹內戰。
另一個例子是在鐵礦石和礦產資源方面，看看我們在併購力拓時是怎麼鎩羽而歸的，就知道，這些都不是企業行為，這是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一種聯手壓制和封堵。純粹的市場經濟是不存在的，從來都是半真半假的。
怎樣才能拿到足夠的資源，這才是我們真正要擔心的問題。這需要我們從多方面努力。一個是要加強軟實力，改善形象，另外還要約束自己，決不要幹殺雞取卵的事情，要努力和當地的資源國家共贏。另外，還要有足夠的抵抗力，能夠抗衡想封殺你的國家造成的壓力。
問：怎麼抗衡所謂的“封殺”？
喬良：先有一支強大的軍隊。這支軍隊，要成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的保障，如何保障，就是凡有中國企業足蹟的地方，都是中國軍隊有能力保障的地方，所謂“劍到履到”，而不是“履到劍到”。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跟全世界做對，而是要讓某些國家對中國的軍事實力有所忌憚。在這方面美國又是一個榜樣。
問：在此過程中能獲得充足的資源嗎？
喬良：要知道，世人其實都很勢利，你有錢它就要掙你的錢。現在當全世界都盯著中國人的錢口袋時，你要小心了，千萬別打水漂。中國現在的海外投資，百分之七八十都在那打水漂，都在交學費。在蘇丹和澳大利亞交一兩次學費就夠了，就應該學會很多東西，別到每個地方都去交一遍學費。至於能不能獲得中國的發展所需要的充足資源，就需要處理好與相關資源匱乏國家的競爭關係。特別是要清醒認識到，在資源方面，我們更多的將不是與發達國家，而是與發展中國家處在競爭狀態。這種競爭在不久的將來可能會變得很殘酷，必須現在就要預先做好充分的精神準備。
問：軍隊的管理方式，是否也要有相應的變化？
喬良：確實，一個部隊總要有它的行政管理系統，可是這個系統如果又要管行政，又要管作戰，恐怕是忙不過來的。
美軍現在行政和指揮系統已經漸漸分開，訓練的時候由中央司令部指揮部隊，但是部隊軍官晉升福利之類的行政事務，他們都不管，訓練完了回到部隊，該晉升的晉升，該有福利的有福利，這就是軍政和軍令各司其職。這是中國軍隊未來必須學習的一種指揮方式。
問：所以軍事改革方面更應該學習的是美軍管理和思維方式，而不是模仿他們的武器裝備。
喬良：沒錯。從越南戰場歸來的時候，美軍是灰溜溜的，所以才痛定思痛，下決心改革。其實美軍的改革在此之前，就已被一個人奠基了基礎。這個人就是原通用汽車公司老闆麥克納馬拉，他擔任美國國防部長之後，把美國企業的先進管理模式和成本核算方式帶進了美軍，使軍隊面貌為之大變，節約了大量經費，同時也大大提高了效率。
雖然美國人對此也有詬病，有人認為，被麥克納馬拉改造之後，美軍更像商業公司，不像軍隊，但是它確實大大推動了美軍的科學管理。全世界沒有一個國家經歷過這樣的洗禮。其實軍隊和地方，除了產品不同，本質很相似，都是投入產出的問題，都要考慮投入產出比，最後都要講成本和效益，在這一點上，軍隊和企業是沒有什麼本質區別的。
問：你其實提倡的，是學習這種思維方式。
喬良：對。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說過，在一個先進的國家裡，軍隊是最先進的那一部分，而在一個落後的國家裡，軍隊則是最保守的那一部分。
這就是說，如果想讓我們的國家走向更加先進的話，軍隊應該走在最前面，應該在一定程度上領先。美國經過了麥克納馬拉改造之後，銳意進取，尤其是在高科技領域，特別是信息技術領域深度開掘，引領潮流，走在了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前面。包括因特網等最新科技成果都是美軍率先使用的，航天技術也同樣如此。當美軍越來越有效地把商業模式運用到軍隊管理中之後，美國企業反過來把軍人當成了寶貝。美軍的高級將領退休之後，經常會被不同的企業聘請去當董事長、名譽董事長，為什麼呢？一個是要藉助他們在軍方的人脈，好讓軍方能夠在軍購這方面對這些企業有所傾斜。但是另一方面，更是要藉助他們有效的管理經驗。這對我們應不無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