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之瑜觀點：美國如何背離台灣的轉型正義？

石之瑜觀點：美國如何背離台灣的轉型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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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之瑜 2017-11-13 06:50

反對川普來訪的菲律賓民眾。（美聯社）

21世紀的轉型正義政治在台灣如火如荼，通常討論的場域僅限於國民黨統治期間，在台灣的種種壓制，尤其是在李登輝掌權之前的兩蔣統治時代。對轉型正義採取質疑者則認為，兩蔣統治有其歷史背景，對台灣的安全與發展貢獻俱在，不宜以當代的自由民主標準，以今非古。

轉型者與歷史相對論者各執一詞，他們沒有注意到的是，在彼此之間其實有共享的脈絡，那就是以美國國家安全論述為中心，其專擅在台灣的轉型正義進程中，定義了台灣的安全環境與衍生而來的政治正確。

通說以早年國民黨反攻大陸的意識形態、中國中心的文化教育政策，黨國不分的人事及財務，福利政策的獨厚軍公教，及戒嚴體制下的白色恐怖，所構成的不正義，雖然有國民黨自己的內戰意識在主導，然而，實踐上之所以能夠虎虎生風，主要是因為國民黨依附在以美國為首的冷戰格局中。

冷戰時期的著名漫畫，赫魯雪夫與甘迺迪互扳手腕較勁，象徵美、蘇的緊張關係。（取自網路）

美國領導的這個由冷戰為核心的全球安全系統，支持了在世界各地的反共政府，他們往往為了防止第五縱隊的滲透，維持了各國龐大的軍警特務系統，壓制民眾的政治參與。國民黨延續的內戰意識形態寄生於此，以至於必須臣服在冷戰體系所要求的圍堵政策下，因此矛盾地抵觸了其訴求反攻大陸的所謂國策。

也就是說，國民黨的反共政權得以維繫，是在違背內戰意識的冷戰格局中，以服務美國的國家安全政策為前提，方才有可能。無論是戒嚴也好，中國歷史文化教育也好，軍公教的福利政策也好，都籠罩在一個超越中國內戰，更超越國民黨的外生的冷戰場域中，不協調地以替美國的安全架構作嫁為優先。

冷戰結束以後，美國的國家安全也在一夕之間丕變，從圍堵一變而為人權。九零年代初最流行的國際關係術語就是「後冷戰」，乃將國際關係的主體從國家轉移到包括個人，所以人權問題凸顯出來。這也說明為何在那個時間點裡，北京一再強調的是「冷戰後」，意味著應該是回到冷戰前的狀態才正常。這是北京以主權論述對抗華府人權論述的當代濫觴。

人權外交所反映的，原本是美國內部為了擺脫越戰與水門事件陰影，所醞釀而成的一股社會情緒，一直到冷戰結束後才真正成為外交議程，與隨之而起的自由貿易、全球化匯流，蔚然成風。其結果，各地原本的反共政權大受衝擊，與美國的關係日益動盪，因為民主化的話語霸權，挑戰在地威權政府的正當性。

美國的全球安全政策，在此動盪的世局中，指向了拒絕改革而造成人權迫害的一個個失敗國家。冷戰結束後的世界因而失控，親美的與反美的敵友位置對調，以前反共或圍堵的前哨，竟成為成為後來恐怖主義的溫床。轉型正義之聲此起彼落，高潮是近十年爆發的一連串的顏色革命與茉莉花革命。

茉莉花革命之後，突尼西亞不時發生政治暗殺事件（美聯社）

台灣的轉型正義也不例外，看起來是針對國民黨的內戰體制，實際上與國民黨的內戰體制一樣，都是在美國的國家安全及全球安全實踐中隨波逐流。不但內戰體制遭到冷戰圍堵的切割，反而鞏固了兩岸的對立，還導致當前台灣主義論述得以堅稱，兩岸的分裂在1949年就已經完成。

既然把1949年台灣當作是已經分治的國家，國民黨的名為內戰、實為冷戰的戒嚴體制，自然毫無正當性可言。這樣的論述完全符合世界各地轉型正義的邏輯，他們也都是從否定冷戰體制作為正義的起點。對美國而言，這是隨著冷戰的勝利而發展的新的國家安全議程，到了世界各地，卻完全不是如此。

對依附在冷戰下的各地反共政權而言，冷戰的結束絲毫不是勝利，因為冷戰的主角從來不是他們，所以冷戰的結束只能是對自身政權的威脅。最大的威脅就是美國的人權議程與全球化議程，導致他們反而變成了美國國家安全論述下的邪惡勢力。轉型正義的力量所執行的，就是他們過去所執行的—美國的國家安全，只不過內涵變成是推翻反共政權，建立自由主義的新政治。

這其中的重大變數是中國崛起，一時之間，不必是自由主義也可以發展成功，甚至可以推動全球化。北京奉行的是和平與發展，抵擋或化解恐怖主義的是不干涉主義，北京共識儼然出現在世人的眼前，成為流行的新路徑。相對於此，各地接二連三的顏色革命、恐怖主義的蔓延、美國新保守主義的納粹風格，反而弄的敵友難分。

823砲戰後至冷戰期間的空飄物資，由左至右分別為香菸、民生物品與安全證。（圖片來源：Psywar.com）

台灣的轉型正義是在純粹的後冷戰場域之中開展，看似中規中矩的取代反共政權，即使其動機既非自由民主，亦非全球化，而僅止於是從內戰束縛解放，進而回歸殖民現代性。依樣畫葫蘆發動的轉型正義，其間固然在微觀上滿足若干政客菁英的掠奪、報復慾望，宏觀上不得不仍然是執行美國的全球安全任務。

中國的崛起間接但強烈地製造了台灣轉型正義中的迷惑，台灣如同各地，轉型正義都是在全球化的大型論述場域中發生，如今美國在從全球化議程上退縮，中國則在這個議程上奮進。而台灣（與香港）的轉型正義與眾不同地是以去中國化為主旋律，因此與全球化場域中的主角換將，立即發生扞格，於是逼出了新南向政策，與轉型正義及去中國化，共同成為低階的台灣場域中不須自覺的共謀。

後冷戰以降，在美國國家安全議程轉換的場域中，孕育了各地的轉型正義，國民黨的冷戰角色也因此遭到拋棄，成為轉型正義的對象，連帶國民黨產、軍公教福利保障等首當其衝，而台灣的中國歷史文化傳承遭到池魚之殃。其間，台灣從未發展屬於自己的安全觀，因此就只能與當下的美國一樣，在陷入了敵友共生的混沌後，乾脆封鎖自己，埋頭清算，不再侈談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