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國》學術斷層 中研院之癌

黃光國》學術斷層 中研院之癌

 

​<​

「拉幫結派，近親繁殖」產官學「三位一體」的利益結構，消耗國家寶貴的資源。

​>​

  

http://opinion.chinatimes.com/20160708004942-262105

​這老先生教了一輩子心裡學, 文章無數, 又極受學生歡迎,迒位享譽士林的一位國內先進, 理應有機會入選中研院土, 但在一次學術研討會上, 批評得罪了一位評議委員, 那是一位搞生化的學閥, 這位一生致志

心理學申請自薦, 連續三次, 均被無理由拒絕; 這下子, 這樑子就從此結了, 打那起, 他就引些實証科据, 

針對那副院長夫妻檔, 先生是一位大學閥, 對新校長甄選, 非得要他點頭認可不行, 收了一缸子徒子徙孫, 安置於各重要職位, 凡是有投票埸合, 這批投票部隊保証百戰百勝,攻而不克, 因為參與了這個小

團體後, 好處多多,研究經費準保勿缺, 如此這般, 近親繁殖的出生率, 就跟生老鼠一般, 一高一窩地,

 如果吃拜拜的話, 老的, 加小兔崽子們, 可達數百人之多, 不到廾年功夫, 其惡勢力之大, 連校長, 

甚至是教育部長, 踫到重大事件, 都跟白他們請益 (就是低頭彎腰講條件); 前清時, 早先的幾位

皇帝, 如雍正, 乾隆, 最忌恨大臣結黨干政。稱之為「朋黨」

朋黨在中國歷史形成年代久遠，《戰國策·趙策二》記載：「臣聞明王絕疑去讒，  屏流言之跡，塞朋黨之門。」但朋黨以東漢、中唐、北宋、晚明為劇，最終形成  黨爭，為害數十年之久，乃至於亡國。《晉書·郤詵傳》記載：「動則爭競，爭競  則朋黨，朋黨則誣誷，誣誷則臧否失實，真偽相冒，主聽用惑，姦之所會也。」歷代以來，朋黨屢禁不止。東漢有黨錮之禍。唐自高祖建國開始，黨爭即不斷出現[1]，早年有太子李建成集團和秦王李世民集團之爭。高宗朝，有長孫無忌、褚遂良與李義府、許敬宗之爭。中晚唐時，李德裕、李宗閔各有朋黨，牛李黨爭，唐文宗感慨：「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  宋代朋黨之風盛行，士大夫為計較個人的恩怨得失，相互攻訐，爭訟不休，所謂「宋朋黨之禍，雖極於元祐、紹聖以後，而實濫觴於仁、英二朝。其開之者，則仁宗時范、呂之爭」[2]。北宋朝的新舊黨爭，呂夷簡曾使人對范仲淹說，「待制侍臣，非口舌之任」。范仲淹毫不示弱，聲稱，「論思，正侍臣職也」。最後范仲淹以「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而出知饒州（今江西波陽）[3]。梁啟超說：「宋之朋黨，無所謂君子小人，純是士大夫各爭意氣以相傾軋」。[2]  歐陽修在《朋黨論》稱「朋黨之說，自古有之，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趙與時亦稱：「假紹述之説以脅持上下，立朋黨之論以禁錮忠良。」[4]  明朝朋黨亦烈，明初洪武年間即有淮西與浙東之爭。明代的朋黨之爭，與內閣制度的矛盾有密切關係。至天啟年間，爆發的東林黨爭幾乎是東林黨與全國朋黨集團之爭，是指明末東林黨與閹黨以及其他派別之間的鬥爭，「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柱，水火薄射，訖於明亡。」  清朝初年的南北黨爭其實是東林黨爭的延伸。康熙四十年（1701年），康熙帝感慨地說：「朕聽政四十餘年，觀爾諸臣保奏，皆各為其黨。爾等致位宰輔，皆有可否人才之責，朕凡咨訪人才，當以實對。」[5]有作為的君王都會積極打擊朋黨，乾隆透過胡中藻案，以打擊鄂爾泰朋黨。

背景[編輯] 自古以來，朋黨都視作壞事，在宋代，「朋黨」更是打擊政敵的最好罪名。范仲淹為人以天下為己任，意氣軒昂，認為朋黨有正邪兩種。[1]1043年，范仲淹和韓琦推行慶曆新政，第二年，不少人開始攻擊改革派范仲淹、韓琦、富弼和歐陽修自成朋黨。宋仁宗聽聞後質問范仲淹，他竟打破慣例不作自辯，公然直率回答說，自古君子小人「未嘗不各為一黨」，視乎君主是否明察。宋仁宗對他的答覆不甚滿意。[2]歐陽修隨即奏上《朋黨論》，獨出心裁作翻案文章，反說君子才有朋黨，小人倒沒有；換言之，被稱為朋黨的才是好人。[3]  內容[編輯] 《朋黨論》指出，「小人之朋」為了利益而形成，是「偽朋」，他們為了利益而相爭，不能團結，有共同利益時就暫時結黨，稱為朋友，沒有利益時就沒有來往，甚至互相殘害。「君子之朋」則是因志同道合而形成，堅守道義、忠信和名節，是「真朋」，有助修身，為國服務時則同心共濟，終始如一。  《朋黨論》促請君主分辨君子之朋與小人之朋，任用君子之朋而貶退小人之朋，任用君子之朋則上下一心，國家興盛，堯、舜、周武王都是例子；若貶退君子之朋，疑而不用，則國破政亡，如漢桓帝、漢靈帝、唐昭宗之時；若禁絕朋黨，會導致人人各懷異心，有如商紂亡國之時。  手法[編輯] 《朋黨論》篇首入論，先立論後闡明，文中大量運用史例，正反立論，並活用排偶句子，加強語氣。  餘波[編輯] 宋仁宗始終不信《朋黨論》的說法，歐陽修隨即到河東做官，離開京城。《朋黨論》是一時迫切之言，其實歐陽修也明知理論上君子不應有朋黨，實際上他和范仲淹等人也不算朋黨。第二年，歐陽修上疏說明范仲淹等人根本沒有朋黨，只是被人誣告。[4]  影響[編輯] 《朋黨論》是中國古代有關朋黨的最著名議論文，明代東林黨人就秉承《朋黨論》的宗旨，認為朋黨並非壞事，高攀龍《朋黨說》一文讚賞《朋黨論》議論傑出，沿襲其說加以補充，認為「小人之朋」在沒有共同;

朋黨論　　　歐陽修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祿利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自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始終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為一朋，君子八元、八愷十六人為一朋。舜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愷君子之朋，堯之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併列於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為一朋，而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亡國。周武王之臣，三千人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  　　後漢獻帝時，盡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及黃巾賊起，漢室大亂，後方悔悟，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  　　唐之晚年，漸起朋黨之論。及昭宗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為朋，莫如漢獻帝；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亂亡其國。  　　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不誚舜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之聖者，以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  　　夫興亡治亂之跡，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譯文 　　

臣聽說關於朋黨的言論，是自古就有的，只是希望君主能分清他們是君子還是小人就好了。  　　大概君子與君子因志趣一致結為朋黨，而小人則因利益相同結為朋黨，這是很自然的規律。但是臣以為：小人並無朋黨，只有君子才有。這是什麼原因呢？小人所愛所貪的是薪俸錢財。當他們利益相同的時候，暫時地互相勾結成為朋黨，那是虛假的；等到他們見到利益而爭先恐後，或者利益已盡而交情淡漠之時，就會反過來互相殘害，即使是兄弟親戚，也不會互相保護。所以說小人並無朋黨，他們暫時結為朋黨，也是虛假的。君子就不是這樣：他們堅持的是道義，履行的是忠信，珍惜的是名節。用這些來提高自身修養，那麼志趣一致就能相互補益。用這些來為國家做事，那麼觀點相同就能共同前進。始終如一，這​​就是君子的朋黨啊。所以做君主的，只要能斥退小人的假朋黨，進用君子的真朋黨，那麼天下就可以安定了。  　　唐堯的時候，小人共工、驩兜等四人結為一個朋黨，君子八元、八愷等十六人結為一個朋黨。舜輔佐堯，斥退“四凶”的小人朋黨，而進用“元、愷”的君子朋黨，唐堯的天下因此非常太平。等到虞舜自己做了天子，皋陶、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同時列位於朝廷。他們互相推舉，互相謙讓，一共二十二人結為一個朋黨。但是虞舜全都進用他們，天下也因此得到大治。《尚書》上說：“商紂有億萬臣，是億萬條心；周有三千臣，卻是一條心。”商紂王的時候，億萬人各存異心，可以說不成朋黨了，於是紂王因此而亡國。周武王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大朋黨，但周朝卻因此而興盛。後漢獻帝的時候，把天下名士都關押起來，把他們視作“黨人”。等到黃巾賊來了，漢王朝大亂，然後才悔悟，解除了黨錮釋放了他們，可是已經無可挽救了。唐朝的末期，逐漸生出朋黨的議論，到了昭宗時，把朝廷中的名士都殺害了，有的竟被投入黃河，說什麼“這些人自命為清流，應當把他們投到濁流中去” 。唐朝也就隨之滅亡了。  　　前代的君主，能使人人異心不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商紂王；能禁絕好人結為朋黨的，誰也不及漢獻帝；能殺害“清流”們的朋黨的，誰也不及唐昭宗之時；但是都由此而使他們的國家招來混亂以至滅亡。互相推舉謙讓而不疑忌的，誰也不及虞舜的二十二位大臣，虞舜也毫不猜疑地進用他們。但是後世並不譏笑虞舜被二十二人的朋黨所矇騙，卻讚美虞舜是聰明的聖主，原因就在於他能區別君子和小人。周武王時，全國所有的臣下三千人結成一個朋黨，自古以來作為朋黨又多又大的，誰也不及周朝；然而周朝因此而興盛，原因就在於善良之士雖多卻不感到滿足。  　　前代治亂興亡的過程，為君主的可以做為藉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