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告訴我們台灣只是美國軍售的客戶、布局的棋子：《與中國打交道》選摘

 歷史告訴我們台灣只是美國軍售的客戶、布局的棋子：《與中國打交道》選摘
中國交易的特色：《與中國打交道》選摘（1）
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 2017年01月17日 05:50 風傳媒
     隨著中國對外國投資的開放，幾乎每筆交易都經歷政府最高層的辯論；決定的過程是複雜的，也是分散的，需要許多官員同意，而且對我們這樣的局外人不透明。許多簽署的理解備忘錄毫無成效；參加非正式談判的官員缺乏相應的權力，或者無法把項目「推銷」給上級。還有，中國缺乏對法治的信守。而人治是常態，意味著建立牢固的個人關係對於做生意至關重要。為此，我頻繁去中國，尤其是最初幾年。我們逐漸學會了辨認出最可行的交易：既要有恰當的客戶，也要有最合適的中國支持者。
    但是，早期我們學習如何在中國做生意時，無數次突然面對難解的變化，本來已經獲得的支持會突然發生變故，讓你措手不及。
    參與重組中國電力行業時，我們親身學到了這個教訓。一開始，這個機會看上去無需多想。快速增長的經濟產生了越來越大的電力需求，中國正花大力氣滿足這個需求，特別是在山東和廣東這樣的地方。這是兩個人口稠密的沿海省份，正快速工業化，對外國投資相對開放。廣東跟香港毗鄰，困擾於頻繁的用電管制──連班開工製造銷往全世界的商品的工廠，無法承受這種狀況。我們設計了一個方案，是從美國借鑒來的。簡單說，是把一家發電廠的部份股權賣給一組外國投資者，外國投資者與地方政府一起擁有這家電廠。新的股東組合將用這些錢投資建造更多電廠。這種融資是直接了當的，但我們知道，這筆交易的商定將很費周折。省政府通常比中央政府更願意實驗，但這個國家從未將國有電廠股權出售給過外國人，這種事需要政治勇氣和精明的手法來推進。
      一座發電廠需要長時間才能完成，現在倉促的作法，是否就是最佳方案？
    湯．吉比安（Tom Gibian）是高盛的項目融資專家，他選定了合適的發電廠；一九九三年初，我們已經聯合了一家頗有背景的國有投資企業，即中國新技術創業投資公司（CVIC），承諾投資發電項目。
    我們在山東進展迅速。十一月，在取得了中國證監會（CSRC，相當於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的同意之後，我們和CVIC宣布，將和其他投資者一起花費一．八億美元購買山東最大一家一百二十萬千瓦發電廠的三○％股份。其他投資者包括李嘉誠、美國工程建設企業柏克德（Bechtel）。一家股份制的新公司將成立，股東為國外投資團、山東省電力公司和山東國際信託投資公司。然後，這樁交易的綠燈滅了。在北京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吉比安詳細說明了交易的結構，包括項目的預期回報（最初十二年裡，年均近一三％ ），要完成交易這一點是必須的。
    聽眾裡有一位女士叫李小琳，一位年輕的電力行業官員；剛巧她是李鵬的女兒，而李鵬是中國總理，是反對快速改革的保守派首要人物。接著我們得知，這宗交易被要求停止。我們聽說，李鵬不喜歡外國投資者拿這麼高的回報。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山東能源項目被取消了。
    我們學到一個至關重要的教訓：許多官員能批准交易，但在一個基於共識的決策系統裡，扼殺交易只需要一個位置恰當的官員。我們從此學會，不管做什麼領域的項目，任何可能有利益牽扯的、能想到的人或機構，都要廣泛去爭取，並且要不懈地把他們拉到我們一邊來。像山東交易這樣複雜的、突破性的交易，而且是在一個總理關心的政治敏感領域，我們本該尋求國務院（由中國的高級政府部長組成）的批准。即便是今天，中國人在自身內部的協調上做得也不怎麼好；而在一九九○年初，政府對新政策的批准程序本身就還在打造之中。
    李鵬的干預也生動體現了中國重塑經濟時權力和家庭關係的交叉。總理職務之外，李與電力業關係極深，他的女兒和兒子也將成為這個領域的重量級人物。這是我初次見識到黨領導人子女逐漸增長的影響力。利用家庭關係是常見的事。許多黨政領導人的子女（所謂「太子黨」）聰明能幹，做著高效合法的工作。但也有許多人不是這樣，而蔓延的任人唯親成了公開的痛處，惹惱了中國公眾；其明顯的不公與中國的精英治理傳統形成了鮮明對照，這種傳統支配著普通人，他們的未來取決於他們在一個競爭殘酷的考試系統裡的表現。
    山東電力項目的挫折當時很令人沮喪，但也揭示了在中國做生意的有利一面：中國人的榮譽感很強，一旦做出了承諾就會信守。一位CEO完全有權扼殺一個未完成的交易，如果他斷定那不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同樣，國家首腦可以叫停一個不怎麼有利於國家的協議。發生這樣的反轉時，很少有國家會認為，在一個簡短道歉之外（如果他們認為需要道歉的話），還需要再做點什麼。但中國不同。李鵬扼殺了交易，讓我們吃了一驚，但其他人向我們保證，當情勢允許時，我們將得到山東未來的生意。

老在炫耀武力的危險性：《與中國打交道》選摘（2）
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 2017年01月18日 05:40 風傳媒
    在一九七二年我們兩國恢復交往之前，中國和美國是難以和解的冷戰對手，兩國不僅在朝鮮面對面地作戰，而且間接地在越南戰場較量。理查德．尼克遜總統和他當時的國家安全顧問亨利．基辛格巧妙地利用了中國對兩國共同敵人蘇聯的更大不信任，建立起雙邊戰略關係。美中隨後達成的「三個聯合公報」使我們兩國關係正常化，確立了美國在對台政策這個敏感問題上與中國打交道的重要準則，並且制定了兩國今後外交關係的基本原則。
    華盛頓的對華政策從來不缺乏批評者，儘管普遍共識是：與中國保持積極關係，最終對美國和普通美國民眾是有利的。但當中國充滿活力且快速增長的經濟對我們形成挑戰的時候，原先的共識開始改變。對許多美國人來說，造成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他們感覺我們被利用了。當中國還不那麼重要的時候，美國容忍了一些問題，比如把許多外國投資拒之門外的本能保護主義行為，要求外國公司通過合資公司投資，並規定要把技術轉讓作為一種入場券。但當中國的國企開始盈利，一邊享受著反競爭性補貼和監管保護，一邊開始在國際市場上展開競爭時，這些問題變得越來越不可接受。
    當我們的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後開始衰退時，中國的成功顯得尤為扎眼。兩國的民意都變糟了。二○一三年年中皮尤全球態度項目（Pew Research Global Attitudes Project）公布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美國人對中國的認可率在兩年內下降十四個百分點降至三七％。同時中國人中對美國持負面態度的比率上升至五三％，增加七個百分點。兩國都有政治人物在迎合這種負面情緒。批評中國成了一種流行的美國競選工具。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則敦促北京挑戰美國主導的亞太地區秩序。原先雙方呼籲合作，現在變成要求對抗。
    數十年來，中國一直都太弱小或太關注於國內問題，以致不能進行大規模海外擴展。今天中國經濟規模已達十兆美元，並在亞洲和世界舞台上擁有令人矚目的地位，因此中國領導人在申明國家利益時，已不滿足於像以前那樣韜光養晦。他們擴建海軍和空軍，並更加願意展示他們的新實力，就像他們近來在東海和南海與我們的盟友日本和菲律賓的領土爭端中所做的那樣。強硬講話和行動深受中國公眾和黨內精英群體的歡迎。
    中國炫耀武力是一個危險的現象，不僅使中國與美國、我們的亞洲盟友和本地區其他國家的關係變複雜，還給那些主張對抗的人以口實。這些領土爭端都由來已久，錯綜複雜，沒有一個是能夠輕易解決的。
    中國和日本關係鬧僵最令人擔憂。兩國間的相互敵意在二戰後持續了七十年，使得該地區的經濟和政治協作很難開展。這也導致一種不良態勢的發展，即中國和日本搶著和韓國進行經濟和安全合作。而同時美國正試圖促進我們的盟友韓國和日本發展戰略關係，但這兩國之間有他們自己的歷史和領土糾紛。最可能的情況是這些糾紛時起時落。我支持美國的政策，即對各方的主權要求不選邊站，但堅持像航行自由這樣的長期原則，比如在南中國海。我們反對使用或威脅使用武力或其他形式脅迫來處理爭端。因為這類行為只會導致危險的挑釁與反挑釁循環，極易引發擦槍走火，使事態失控。所有亞洲國家如果不顧及貿易、投資和經濟增長等共同利益，他們都將損失慘重。
    我相信中國的目標是繼續致力於穩定和經濟發展。這兩者是不可分的，它們的最終實現取決於北京能否找到辦法與鄰國維持良好關係。儘管北京近來顯得咄咄逼人，但自尋衝突顯然不符合它自身的利益。主動挑起衝突，特別是和美國對著幹，將是愚蠢的行為，而中國領導人也不是通過愚蠢才取得了今天的發展成就。但是他們確實面臨因地區軍事或安全衝突而損害他們經濟利益的風險。
    從他們的角度看，中國領導人認為周邊形勢險峻。中國與四個強國接壤並在過去七十五年裡與它們打過仗，發生過衝突或進行代理人戰爭。這四國分別是日本、印度、俄羅斯和通過前沿軍事部署對峙的美國。中國還和一些小的鄰國打過仗，包括越南和韓國，並且它還和不穩定核武器國家朝鮮和巴基斯坦接壤。在它最西邊境的另一側是阿富汗，隨著美國從該地區撤軍和減少承諾，不穩定因素可能增加。中國對美國在它周邊保持的軍事基地和同盟持不信任態度，尤其不喜歡美國的軍艦和飛機在它附近執勤或偵查。考慮到這些因素，美國人不應心存幻想，今後十年我們面對的將不僅是一個更加咄咄逼人和民族主義盛行的中國，而且還是一個更加強大和厲害的中國，後者擁有一支現代化的規模龐大的海軍，先進的武器裝備，高級網絡作戰能力，並試圖把自己的軍事存在和影響力投射到亞洲及更大的範圍。
    我們需要弄清楚該如何和這支新興力量打交道。首先，美國必須繼續投資於建設一支技術水平最高的軍隊，能夠有效投射力量和形成威懾。由於未來數年預算約束的客觀存在，我們必須嚴格控制國防預算支出，取消非關鍵項目，這樣我們才能有足夠的資金來維護我們全球最強軍事力量的地位。但是為了防止安全緊張衝突使我們的雙邊關係脫離正軌，進一步深化我們的經濟互動往來也比以前任何時候都變得更為重要。

美國前財長鮑爾森評析習近平「黨的路線」：《與中國打交道》選摘（3）
亨利‧鮑爾森Henry M. Paulson 2017年01月19日 05:40 風傳媒
    在中國國內人們經常對經濟和社會公共政策進行大範圍甚至激烈的討論，但政體的根本性質不在討論之列。儘管我和習近平主席多次會面，且我與中國打交道的經歷長達二十年，但我不能告訴你一個一黨制的威權政府，在這麼複雜的一個國度裡將如何演進和發展。我不知道習近平的長期打算是什麼，但我可以告訴你，它肯定不會包括西方式的多黨選舉民主制。他的首要政治任務是通過清理、加強和重振共產黨，來確保黨的權力和地位。
    習近平的立場既務實也務虛。他認為只有黨才有力量和組織能力來實現他改革經濟、改進政府工作、重建中國實力和國際地位的雄心；多元政治對他來說只會威脅到以上目標的實現。
    二○一四年八月，香港居民領教到了習近平對代議制民主的看法。當時全國人大常委會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候選人必須由本地選舉委員會提名，該委員會有一千兩百名會員，並被普遍認為是親北京的。中國用來治理香港的《基本法》中有關於普選的承諾，許多香港人將其解釋為對直接民主的一種許諾。他們曾希望選舉程序會更開放，任何人只要滿足一些基本條件即可參選，而不只是那些被北京方面挑選的精英團體所認可的人。全國人大做出的這個決定，導致九月下旬香港爆發了數週由學生和其他活動人士參與的抗議。但北京毫不讓步，並支持香港政府最初採取的強硬路線。
    三中全會的文件強調了共產黨的理想和價值觀，這回應了更早年代全國官員被要求寫自我批評和進行公開自我剖析的做法。這些做法不僅是為了杜絕不當行為而且是為了推進「群眾路線」，這一黨的宗旨要求黨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在我穿行中國這麼多年裡，從沒有像我最近幾次訪問中那樣，聽到那麼多政府官員如此頻繁或如此公開地談論黨的作用。例如，當二○一四年七月我們會面時，習近平花了超過三分之一的時間來談黨在中國社會的作用。
    習近平這種倒退的做法讓許多人感到不安，但嚴管官員的做法深受民眾歡迎，並使黨的幹部心生畏懼。習近平希冀於通過提出「中國夢」和專心解決人民最關心的污染、產權、食品安全和腐敗等日常問題，來振奮民心和提高黨員的積極性。他隨和平易近人的個人魅力，對這項事業大有裨益。習近平曾突然出現在北京的某胡同裡散步，或在包子鋪裡耐心排隊交費，然後一邊吃包子一邊讓本地人抓拍合影。美國政客的這類表演我們已習以為常，但在中國，習近平的這些舉動完全讓人耳目一新，使其在民眾中廣受敬仰。
    習近平同時也通過強硬政治手段迅速鞏固權力，現已成為自鄧小平以來中國最為強勢的領導人。在確保政治局常委會人數縮減到七位志同道合的委員之後，習近平直接把許多中國的決策過程抓到自己手裡。習近平親自掌控經濟改革，擔任新成立的協調政策制定和執行小組的組長。他新設立了一個負責國家和內部安全事務的委員會；他的這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能，大約等同於我們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加上國土安全部。
    更重要的是，他馬上掌握了軍權；當年胡錦濤接替江澤民任黨總書記時，等了兩年才成為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對權力政治和個人魅力的運用，帶來的並不全是讚美。他在意識形態上對所謂西方有害的政治哲學價值觀採取強硬立場。這麼做的結果是使國內自由派噤聲，國內和西方一些非政府機構合作面臨的壓力日增。
    習近平壓制持不同政見者並限制言論自由，使外國媒體機構在中國的工作更難開展，特別是那些報導了高級官員和家屬巨額斂財內幕的媒體。他收緊對國內知名博客、微博和微博上網絡評論員的管理。微博是中國非常流行的社交平台，它的出現曾部分成為國家對信息控制之外的信息流通管道。人權問題，包括如何對待異見人士等，仍備受國內外人權活動人士關注和批評。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中國領導人在對待那些他們認為會危及黨的權威的人時會調整強硬態度。
    一方面抓緊政治控制鞏固黨的地位，另一方面放鬆經濟控制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這種做法在許多像我一樣的西方人看來是匪夷所思的，因為我們認為，伴隨經濟自由和全球一體化而來的，必然是更多的政治開放。但對習近平來說，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他認為一個強大的共產黨對中國的未來至關重要。
     習近平預期擔任十年總書記，如今兩年已過去，他看起來廣受民眾愛戴，但顯然他也已經押上自己的個人信譽和政治資本。習近平必須證明他的經濟改革是可行的，能為普通百姓帶來切實利益。這也是為什麼他如此強調要提高政府效率辦實事。
    「到目前為止，中國人民對我們還是很支持的。」習近平在二○一四年七月人民大會堂的一次談話中對我說。「關鍵是要改善他們的生活。鄧小平說過，『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我們應該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然後讓他們帶著別人致富。除了要把餅做大，我們還關注怎樣分餅，使社會上每個人都覺得體制是公平和公正的。」
    中國已經變得太大太複雜，沒有現代化的體制將難以治理。只有現代體制才有足夠的能力和人力來執行和實施各項政策，也就是把餅分好。從一九七八年改革開放開始，中國經常用特別的方式──用鄧小平廣為人知的說法，就是「摸著石頭過河」。這一策略對一個剛開始現代化的國家來說極為成功，但對一個日益融入全球體系的發達經濟體來說，卻不一定夠用。習近平試圖改進鄧小平的方式，把上層指示變得更加清晰明確。從鄧小平開始，中國就以「四個現代化」為目標，即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技現代化。二○一四年中，習近平開始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他試圖強化政府機制，減少繁文縟節，設計和執行更好的監管與督察機制，以及更有效地激勵官員。領導人還試圖在北京和地方省份之間重新分配權力，一方面加強全國環保執法方面的中央集權，一方面把其他責任移交地方，比如徵收新的地方稅的權力，如房產稅。
    與此同時，看到一些我認識的中國官員和高管被拘或因腐敗獲刑，我感到震驚和失望。我並不是要否認這些官員個人選擇中存在的問題，但我認為導致這些非法行為的更大原因是一個有缺陷的體制，把太多權力集中在黨和國家的手中，在法律的制定和實施中留下太大的空間。只要國家繼續在經濟中發揮這麼大的作用，政府的過度監管，對商業創新和投資計劃迷宮般的審批流程，以及透明度和責任制的缺乏，就會不斷滋生腐敗。國家官員工資很低，但卻對從牌照發放到批准商業交易等價值數十億美元的決策擁有巨大影響力。這種設計本身就是在公開招攬行賄、回扣、賄賂和各種入場費。而政府直接參與商業活動更是使情況變得糟糕。只要黨還在法律系統之外運行，公眾就可能質疑法庭判決的公正性。

歷史告訴我們台灣只是美國軍售的客戶、布局的棋子：《與中國打交道》選摘(4)
亨利‧鮑爾森 2017年01月28日 05:40 風傳媒
    鮑爾森回憶，第三次SED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政策成果，但讓我無法忘記的，是會議之外發生的小插曲。
    像以往一樣，中方為第三次SED準備了豐富的娛樂活動。娛樂活動包括煙火，這即使按照中國的標準也是壯觀的──而我們美國人在國內會認為是最後的壓軸節目，居然在天下第一城上空燃放了一個小時。我忘了拿外衣，開始放煙火的時候，感到牙在打顫。作為寒冷天氣下會晤的禮物，中方為我們代表團提供了很厚的、帶腰帶、毛領子和紅五星銅扣的軍大衣。我渴望溫暖，但不敢穿這棉襖，那照片會多麼奇特：美國財政部長穿得像一個紅軍戰士！
    第三次SED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政策成果，但讓我無法忘記的，是會議之外發生的小插曲。我們代表團中大多數人都不知道這事。在天下第一城的一個大舞廳裡，圍繞一個長長的黑木頭桌子，我們正在開討論會，坐在我旁邊的美國駐華大使桑迪．蘭德探頭說，他從大使館得到消息，美國驅逐艦「穆斯汀號」（Mustin）當晚要穿過台灣海峽，而中方宣稱這海峽屬中國領海。
    幾個星期前，中國拒絕「小鷹號」（Kitty Hawk）美國航空母艦以及其隨行艦船停靠香港，惹怒了美國海軍和國防部。本來航母艦隊上的數千位空軍人員和水手打算與他們的家人在香港過感恩節。中國方面雖沒有任何解釋，但顯然，美國計劃向台灣的軍售，以及布希總統和達賴喇嘛一起露面，讓中國覺得被冒犯了。只是出於「人道主義考慮」，中國當局當日就表示反悔；但此時，「小鷹號」已經改道駛向在日本的美軍港口。「小鷹號」和其五艘護衛艦隻構成的艦隊穿越台灣海峽返回美國，進一步加劇了局勢的緊張。
    現在我在北京，聽到美國艦船要再一次穿越台灣海峽。這不僅會激怒中國人，而且會傷害我的信譽以及SED的信譽。
   「這件事絕不能發生。」我對桑迪小聲地說。
   「漢克，這事已經定了。你無論如何阻止不了。」
    「如果羅伯．蓋茨（Robert Gates）在北京，海軍不會這樣做。」我說，「假如國務卿康朵麗莎在北京，他們也不會這樣做。現在我在北京，他們也不應該這麼做。」
    事實上，國防部長羅伯．蓋茨上個月剛剛訪問過北京，直接談了軍售問題，說美國會繼續向台灣出售武器以自衛。但他同時也呼籲中美雙方，在其他問題上更好地交流。我不耐煩地等待會議休息時間，這時我想，在我要見胡錦濤的頭天晚上，美國驅逐艦穿越台灣海峽，似乎跟蓋茨所說的目標不一致。
    終於是休息時間了，我立刻跟國家安全顧問史提芬．哈德利通話。因為十三個小時的時差，華盛頓正是午夜。半迷糊的哈德利證實，這次行動已經得到批准。
   「那我想，我得把總統叫醒了，」我說，「因為這是無法接受的。」
    「別叫醒總統，」哈德利說，「把羅伯．蓋茨叫醒就行了。」
     我是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上認識了國防部長。我非常尊重他。但那天晚上，我花了很長時間才接通他的電話。我得先跟一幫軍銜很高的副官打交道，還有太平洋司令部的軍官。一個副官以不屑的語氣問我，究竟為什麼打這個電話，我不得不拿架子了：「我是財政部長，」我說，「把蓋茨部長叫醒。」
     我過去從來也沒有這樣拿架子，以勢壓人，以後也不會。
     羅伯終於在電話那邊睡意朦朧地問，「這是怎麼回事啊，漢克？」
     我直接告訴他，我在北京，美國海軍艦船不能穿越台灣海峽。
     羅伯迅速按照我的期望做了，換了我，形勢發生逆轉，我也會這樣做。
     「如果這對你很重要，漢克，我們取消這次行動。」
     我在電話裡聽到有人在旁邊碎碎念──事實上，是極度的驚愕──我決定掛斷電話，別等到發生爭執，或者再出現變故。我只是說，「非常感謝，我看重這個決定。這很重要。」
     我回到了SED會議，告訴桑迪：「解決了。軍艦改道了。」我得承認，我鼻子都氣歪了，但並不是因為過度自負而在海軍計劃問題上小題大做。我這樣做是因為，我知道，所有美方參加SED的人都知道，中方不會認為這樣的插曲是偶然事件。在一個很重視跡象和象徵性的文化裡，無論大小事，每一個行為和事件都被賦予了意義。缺少透明的封閉決策過程，更放大了這種趨勢。
     回到華盛頓，我還有點不高興。但布希總統卻覺得我咄咄逼人的行為很有意思。回來後的一次內閣會議上，布希總統衝我咧著嘴笑出聲音。「為什麼你花那麼長時間才找到蓋茨？」他風趣地問，因為他知道我當時急切地要跟國防部長通話。總統有幽默感，喜歡頑強的人。在我們面臨嚴重金融危機時，這兩個性格特點很有用。
*本文選自《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
關鍵字： 美國 中國 中美戰略經濟對話 時報出版 台灣海峽 美國驅逐艦 頭中國打交道

要中國遵守規則，必須先把中國拉進屋裡而非關在屋外：《與中國打交道》書摘(5)
亨利‧鮑爾森 2017年01月29日 05:40 風傳媒
    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對美政策實質內容沒有什麼變化，但在力推「中國夢」的同時，該政策的調子變得更具民族主義。
    改善與美國的關係是習近平的一個長期工作重點。在我們二○一四年七月那次會見的兩年多前，我記得他訪問美國期間，在華盛頓沃德曼公園萬豪酒店一間私人房間裡，為一些前美國政要舉辦的宴會上詳細談了這個話題。那是二○一二年二月，他當時是中國國家副主席，被冀望在那年秋天接替胡錦濤成為黨的領袖。他當時顯得輕鬆自在，談吐率直，充滿自信。
    他和我們有來有往展開了一場熱烈的討論，除了我本人，出席晚宴的還有前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Madeleine Albright）和亨利．季辛吉；前國家安全顧問茲比格涅夫·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和桑迪．伯格（Sandy Berger）；以及我的前內閣同事勞工部長趙小蘭。習近平說，隨著我們各自國家和世界的變化，有必要找到新的和大膽的方式來改進美中關係。他強調說需要有勇氣，或者按他說的有「創新精神」，採取符合我們雙方利益的行動，儘管這些行動在兩國都可能不受歡迎。
    作者回憶，記得習近平訪問美國期間，他當時是中國國家副主席，被冀望在那年秋天接替胡錦濤成為黨的領袖。
    習近平掌權以來，中國對美政策實質內容沒有什麼變化，但在力推「中國夢」的同時，該政策的調子變得更具民族主義。習近平想要我們對他國家取得的成就表示尊重，理解它面臨的挑戰，並能把它當作一個平起平坐的國家來對待。對我們來說，那也是建立一個穩定牢固的雙邊關係的最佳方式，只要我們堅守我們的核心利益，而中國能夠在一個基於規則的秩序中承擔起它應擔負的責任。
    中國在當代國際舞台上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新人。隨著它的發展與繁榮，它自然希望在全球準則的制定和治理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而不僅僅是簡單接受西方國家在沒有中國參與的情況下，於多年前制定的規則。中國人一直沒有明說他們到底想要改變什麼，此一事實讓美國很是煩惱，但也為雙方解決分歧留下空間。如果中國人公開拋出他們的建議或政策，而這些與我們認為的最佳政策又相去甚遠，那情況就更難辦了。
    「我們準備承擔起與我們能力相應的國際責任。」習近平在二○一四年七月有把握地對我說。
    我們兩國經常對中國的具體能力看法不一。每當我們指出中國經濟實力如何雄厚的時候，他們就拿這些成就哭窮，說他們還要如何努力才能消除貧困。但我們不應讓這些分歧破壞我們實現任何改變的機會。
    我們必須盡我們所能，促使中國更加遵守現有的國際準則；但我們也不應該讓我們在某些領域的根本性分歧──無論我們多麼不喜歡他們的選擇──導致兩國關係全面翻船。我們早就過了那個能甩開中國，單打獨鬥的時代。
    最可能也最合情理的情況是，中國能對現有國際規則進行調整，以適應自身國家利益，而不是試圖另創一套新的國際體系，或把現有國際規則和機構拋到一邊去。由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後主導建構的全球經濟和治理體系中，北京其實獲得很多好處。但我們也不應心存幻想，認為中國會永遠原封不動地接受這個體系。事實上，中國已經開始試驗其他替代方案。一個典型例子就是二○一四年七月，由中國和其他四個金磚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共同高調發起的開發銀行。此機構也非正式的被稱為金磚銀行，正式獲批的資本金為一千億美元；其總部在上海，將為發展中國家的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融資。
    二○一四年七月，由中國和其他四個金磚成員國（巴西、俄羅斯、印度、南非）共同高調發起的開發銀行。圖為金磚國家領導人非正式會晤，由左至右非別為巴西總統特梅爾、印度總理莫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南非總統祖馬出席。
    中國還承諾，為另一個獨立的一千億美元應急儲備基金出資四百一十億美元，該基金將為面臨短期流動性和國際收支壓力的國家提供支持。
    像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這類國際機構，在投票權和份額改革方面一味拖拉，中國此一計劃的推出，就是對此做出的反應。中國急切地想增加它在這些傳統發展銀行中的份額和影響力，但現有股東卻不願減少他們的股權。美國應率先採取行動，協助國際體系中的這些機構，在維持世界所需之穩定的同時，積極變革以適應如中國這類大型新參與者的到來。我們希望中國能進屋裡，而不是待在屋外。如果門是關著的，就很難溝通對話，更不要說合作了。
*本文選自《與中國打交道》美國前財長鮑爾森的二十年內幕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