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教改夢醒了，台灣還要繼續作夢嗎？

英國教改夢醒了，台灣還要繼續作夢嗎？

獨立評論@天下 20 Sep, 2016
英國新任首項梅伊宣布將鬆綁廢止公立菁英中學，以讓學童有更公平的受教機會。何以英國突然「開倒車」，推行有違自由派多元發展的教育政策？ 圖／路透社
新上任的英國首相梅伊於9日宣布，中等教育政策將有重大變革，新政府將鬆綁1960年代以來逐步廢止公立菁英中學（grammar schools）政策；換言之，行之有年的學區免試入學將不再是通則，學生得透過考試篩選，進入公立菁英中學。這意味著，英國學童在小學畢業時（依英國學制為11歲）便將面臨升學大考，而進入公立菁英中學的學生，也無疑將以繼續升學為主要目標。
為何英國政府捨棄自由派教改理念（諸如免試入學、教育均質化、多元發展）、甘冒「不尊重教育專業」之大不韙，「大開倒車」重拾50年前的教育政策？這背後大概有兩個脈絡。

始終無法消弭的階級落差
首先，學區免試入學制度並未真正促成教育機會平等的理想。由於校風、師資、學區居民社經地位等因素的差異，不同的公立普通中學（comprehensive schools）在教學資源與升學表現上仍存在相當的落差。於是，有辦法的家長們便競相透過購屋、租屋的方式遷入優良學區，確保子女進入好學校。誠如梅伊批評，「在現行學校體系下，篩選還是存在──透過房價、透過財富來篩選學生，這完全是不公平的。」
不只如此，社經條件更優渥的家庭通常直接將子女送進私立明星中學，這些學校收取高額的學費1，能夠提供遠優於公立普通中學的學習環境，成果自然反映在升學表現上。2014年英國教育部的報告指出，私校畢業生錄取重點大學（Russell Group Universities）的比率是公立中學畢業生的3倍，進入牛津、劍橋大學的比率更高達5倍之多。
       少數富裕私校畢業生壟斷高教資源、輕鬆成為「人生勝利組」、進而掌握國家權力之現象，在前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主政期間尤其為人詬病：除了卡麥隆本人，當時被看好成為卡麥隆接班人的財相奧斯邦（George Osbourne）、倫敦市長強森（Boris Johnson），及與卡麥隆組成聯合政府的自民黨黨魁克列格（Nick Clegg），皆出身私立貴族學校，考入牛劍，在仕途上平步青雲，40多歲時便到達權力頂峰。富家子弟的私校終南捷徑對於追求機會平等的免試入學制度來說，無疑是一大諷刺。
相對於此，出身改制前公立菁英學校，自承與私校畢業生的社交圈格格不入的梅伊，以其在脫歐公投後意外取得的權力，恢復公立菁英中學、抗衡私校優勢，絕非偶然、唐突之舉。
根據統計，私立公學畢業的學生進入頂尖大學的比率較一般中學高了五倍，仕途平步青雲。曾為牛津大學同學的前任首項卡麥隆（後左二）及現任外相強森（前右二）皆畢業於私立中學。
擁有悠遠傳統的伊頓公學專產英國首相和各界菁英，進入該校就讀等同於拿到人生勝利組的入門票，在威廉和哈利王子就讀後，也增加了皇室基因，更添尊貴。

專家真的有用嗎？
英國顛覆教改政策的第二個脈絡，同樣與脫歐公投相關，是英國社會近年來對於專家的質疑。自二戰以來，標榜自由開明、理性客觀、追求社會正義的自由派學者專家們長期主導公領域討論，其所頌揚的自由主義價值儼然成為英國公共政策的指標。
然而，近年來，這些「政治正確」的理想主義修辭顯得愈來愈不切實際，愈加背離大眾的生命經驗。脫歐公投的通過便是最佳例證：即便多數大學教師、主流自由派媒體、左右兩黨大力支持遷徙自由、強調移民與英國社會的互利關係，這些專家意見並未說服大眾、減緩後者對於移民問題的焦慮。一位脫歐派政治人物或許說出了英國大眾的心聲：「人民要相信自己……英國人已經受夠專家了！」
同樣的，在教育政策上，50年來專家們所主導的教育改革成果也備受質疑。以教學為例，部分大眾將近年來英國學童學習成效不彰，歸罪於強調以學生為主體、啟發學習動機、多元發展的「進步式教學」。
        英國公共電視BBC於去年夏天播放的教育實驗紀錄片《我們的孩子夠堅強嗎？中式學校》（Are Our Kids Tough Enough? Chinese School），將中國填鴨式教育帶入英國普通中學、比較新舊教學模式之優劣，充分反映出英國社會對於進步式教學的信心不再。
回到廢止公立菁英中學的議題上，專家們基於促進教育平權而提出的免試入學制度，其實踐結果，竟助長了私校的優勢，反而擴大資源分配不公、阻礙社會流動。經歷教改50年的英國社會，顯然有理由拒絕再被學者專家牽著鼻子走。

台灣應該注意前車之鑑
雖然梅伊政府的教育新政能否抵擋專家學者排山倒海而來的批判聲浪還有待觀察，但此議題反映出自由派教改理想在現實中的諸多弊端，對於正步向「進步式」教育體制的台灣社會應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尤其，英國的前車之鑑在先，台灣主導12年國教、學區免試入學的學者專家們，應有義務說明，台灣如何能夠避免重蹈英國之覆轍，亦即，在廢除公立明星中學後，政府如何能夠避免明星私校的興起？如何避免中上階層將子弟送入師資良好、升學導向的私校，而弱勢學生只能別無選擇地接受均質化、「快樂學習」的公立教育，最終在升學競爭中接受必然的挫敗？
只是冠冕堂皇地重複「資源再分配」、「國家要將每個人當作菁英來教育」等理想論調，無視於「資源有限、競爭無窮」的事實，是極不負責任的說法。
筆者身為台灣傳統教育體制的「受害者」，完全認同教改者對於升學主義、考試領導教學的批判，也深感成績、排名與背誦瑣碎資訊虛耗了學子的寶貴青春。然而，鑒於英國乃至台灣過去30年的教改經驗，教育專家學者們是否應該停下來好好地探討教育理想與改革手段間的相關性？
我們都不希望競爭與學習畫上等號，但如果競爭就是人類社會不可消滅的元素，那麼，與其虛偽地延緩、遮掩競爭的本質，去思考如何公平化、合理化競爭、如何使考試與知識追求、真實人生相結合，應該會是更積極、務實的做法。（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歷史學博士生）（本文授權轉載自「獨立評論＠天下」）
英國首相梅伊指出，「進步式」教學在英國助長了私校的優勢，反而擴大資源分配不公。如此來看台灣正在推行的12年教改，是否有可能走上英國的後路？
[1].著名的私立名校所收取的學費遠非一般中產階級家庭所能負擔。以英國前首相卡麥隆畢業的伊頓公學（英國的「公學」（public schools）實為私校）為例，2016/17年度的學費約為37,000英鎊（約台幣15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