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

李金銓：傳播研究的典範與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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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傳播學引進中國三十年了，許多學者對「傳播學」有嚴重的身份危機感：到底傳播學在中國走對了路，還是走錯了路，下一步何去何從？其實，不僅中國學界對於傳播學有認同危機，國際傳播學界對這個學科也有認同危機。我提到傳播學「引進」中國是很關鍵的，因為傳播學不是繼承中國傳統知識體系，而是從外國全新介紹進來的。有學者批評大陸的社會科學一味追求「全盤西化」。我們一方面要「引進」西方學術，一方面又要批評「全盤西化」，怎麼辦？這個問題不是三言兩語講得清楚的。先要鑽進去學人家，然後要能夠跳出來，才能攀登另一個高度，所謂「入乎其內，出乎其外」，仿佛是老生常談，但所有嘗過為學甘苦的人都知道需要花費格外的心血。

不管在內地或在台灣，常常有人問我，傳播學是不是一個獨立的學科？廣義來說，如詹姆斯·凱里(James Carey)那些文化學者認為媒介是社會生活鬥爭的場域(site of struggle)，裡面有各種勢力和觀點在折衝樽俎，在合作、競爭和對話中建構象徵意義。如果每一個學科都有它的邊界(boundary)，有一組基本問題，有一套特殊語言乃至看世界的方法，那麼這樣的「場域」顯然企圖貫通各領域，算不算是一個性質特殊的「傳播學科」呢？

本文無意作地毯式的文獻掃描，這裡要提供的是一張路線圖，首先從字源探索廣義的「溝通」與狹義的「傳播」之間的關係，敘述早年在「統一科學」運動下建立統攝性「溝通學」的嘗試，然後評述美國傳播學兩大範式及其興替，從而診斷整個傳播領域理論匱乏的原因。

三層意義：溝通，交通，傳播

我想借用字源的界說，闡明communication所包涵的三種意義：溝通、交通與傳播。communication的原始意義就是中文的「溝通」，它在拉丁文中與community同個字源，都是communi，即是要建立「共同性」(make common)——也就是透過社區內人們面對面的溝通，彼此分享信息和情感，以建立深刻的了解。其中最重要的場域，莫過於家庭。家裡面的聲息氣味都熟悉得不得了，隔壁房間有人走過來，只要聽腳步聲就曉得是誰。可見「熟悉」是溝通的基本要素。哈貝馬斯提出的「公共領域」，也是從家庭開始的；人們走出「家庭」的堡壘之後，進入一個充滿陌生人的「公共」場域，在那個場域裡彼此不熟悉，必須建立一個免於政治壓迫和資本污染的情境，使大家透過批判性的理性溝通，求同存異。

溝通最有效的媒介是語言，儘管語言有各種缺陷，科技再發達卻絕對無法取代語言的基本功能。到了產業革命以後，communication進入第二個階段，增加了「交通」的意義。工業社會製造就業機會，大量農民遷徙到城市，拜賜於舟、車、飛機、電話、電報，徙置遠處仍可維繫感情和意義的共同性。交通工具打破了地理藩籬，延長了人們溝通的能量，但溝通內容的稠密度卻大為稀釋。以溝通「稠密度」來說，最高的是見面，近距離親身聆聽語言的意義，聽其言，觀其行，揣摩言外之意或未言之意，甚至察言觀色，即是進行「非語言溝通」(nonverbal communication)，這樣彼此透過各種直接接觸的方式，在反覆交涉中建立準確的意義。要是彼此見不到面，退而求其次，只好打電話。為什麼生意人當面幾杯黃酒下肚，談不攏的東西也談得攏了？為什麼中國人喜歡請客吃飯，「以肚子控制腦子」？原因無它，都是為了搞熟以後，拉下面具，大家好說話。又如，白宮和克里姆林宮早就設有「熱線」，照說一通電話可以解決的事情，何勞外交官風塵僕僕飛來飛去？因為雙方必須坐下來當面談，察言觀色，聆聽弦外之音，或步步為營，或互相讓步，以避免擴大爭端。

晚至五十年代，英文才出現「大眾傳媒」(mass media)一詞，泛指我們所熟知的報紙、雜誌、廣播、電視，乃至延伸到今天所謂的「新媒體」(包括網際網路和社交媒介等載體)，這已經進入communication的第三層意義了。倘若第二層意義指「物質的」交通工具，第三層便是指「心靈的」交通工具。大眾傳媒無遠弗屆，超越時空，涵蓋面廣，由少數的傳播者與廣大受眾建立「共同性」，但這種溝通是單向的，音影稍縱即逝，又都缺乏雙向反饋的功能，其內容的稠密度必然更加稀釋了。在古典社會學裡，mass還意指中文所說的「烏合之眾」，形容受眾的背景分歧，猶如一盤散沙，受眾與受眾、受眾與傳播者之間互不相識。正因為是「烏合之眾」，老死不相往來，早期哥倫比亞學派才會假設媒介可以長驅直入，其信息有力「擊中」這些「原子化」(atomized)的受眾，改變他們的態度與行為，後來的研究證明這個假設是無稽的(詳下)。照李普曼(Walter Lippmann)的說法，大眾媒介把「外在的世界」轉換成為我們「腦中的圖像」，而記者居於兩者之間，他們必須運用「刻板印象」(stereotypes)捕捉複雜的外在世界，不免掛一漏萬，所以李普曼鼓吹由專家精英為公眾闡釋社會事相。早年芝加哥學派稱媒介為「有組織的情報」(organized intelligence)，由記者、編輯等組成的科層組織，有目的地收集、製造和散發各種信息。既然公共輿論代表「理性溝通」，為何又說「烏合之眾」的媒介促進公共輿論的「理性溝通」，其中理論的矛盾如何統一？那就必須進一步假設：即使個人是無知愚昧的，眾人卻是有集體智慧的。關於這個矛盾如何安排，產生許多社會理論的流派，這裡無法詳說。

這三層意義出現的時間有先後，既獨立，又同時存在。任憑現代「傳播」科技有多先進，也無法取代面對面的「溝通」，而和「溝通」與「交通」的功能也不完全重疊。西方民主理論的浪漫原型，從希臘的城邦政治，聯想到美國新英格蘭小鎮的議事廳，都假設社區內人人互相熟悉，見多識廣，更熱心參與公共事務。實際上，李普曼批評在美國這麼幅員廣大的國家，這種為小國寡民設計的民主藍圖是不切實際的。即使明知不可能實現，美國總統候選人還喜歡描繪一幅electronic town hall meeting的願景——雖然美國人民無法聚合在一個地方親身接觸，還是想像可以透過最新科技進行全民溝通，正是「身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可見這個印象如何深植於美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中。

過去二十年，數碼化技術把我們帶進一個「新媒體」的嶄新紀元。新媒體給舊媒體(特別是報刊)的生存帶來極大威脅，而且促進各種新舊媒體的匯流與整合，從九十年代中期網際網路開始普及到現在，接二連三的變化令人目不暇接，資訊環境猶如舊貌換新顏，未來的面貌更難預測。當然，世事之理可以「自其變者而觀之」，也可以「自其不變者而觀之」，何者變，何者不變，新舊媒體如何互動，尤其值得密切關注。研究新媒體現在最為時髦，學界是否以原來的理論和知識體系來了解新媒體？新媒體是否產生前所未有的新理論？新媒體研究的歷史尚短，還不到下結論的時候。

統攝性的傳播科學？

最近我在內地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發現應邀報告的題目繁多而龐雜，有人談「文化帝國主義」、國家形象，針對的是傳媒的角色，但也有人談祖孫關係，那是涉及第一個意義的「溝通」了。這兩方面的知名學者都很認真，但好像在兩個世界各說各話，學術關懷和問題意識南轅北轍，完全無法交流。這又回到什麼是communication的問題上來了。以學科定位而言，communication research應該以媒介為中心，還是應該泛指各種「溝通」？如果泛指各種「溝通」，一般社會學家、人類學家、心理學家也應該算在內，因為他們研究社會的人情、關係與權力網絡，不啻是廣義的社會科學。如果是以媒介為中心，我們縱使運用社會學、心理學解釋一些媒介現象，核心關懷始終是媒介問題，也就是以媒介為主，以其他知識背景為輔。

我的學術興趣是以媒介為重心，但必須把媒介緊密聯繫到更大的政治、經濟和文化脈絡里，而不是封閉式兀自關起門來「以媒介看媒介」。這種傳播研究關注什麼問題？社會學經常提到agency跟structure的互動：行動者有何行使自由意志的能力，其極限何在？行動者採取哪些行動才可以改變結構？而結構又如何一方面保障一方面制約行動者的自由與能力？以此為分析的綱領，媒介研究包括三個層次：一、以媒介與社會的關係而言，媒介是行動者，社會是結構；媒介必須在特定的社會內運作，與社會政治、經濟和文化結構發生複雜的辯證聯繫；二、在媒介內部，媒介組織(如報館)是結構，專業人士(如記者、編輯、市場營銷者)是行動者；記者可以影響報館的運作，但報館的規範反過來制約記者的行動；三、以媒介與受眾的關係而言，媒介是行動者，受眾就是結構。媒介對受眾產生什麼影響，而社會大眾又如何形塑媒介的品味與內容？抓住這三個綱領，我們自然可以引出很多子題。

在美國，傳媒研究之所以有今天，公認以施拉姆(Wilbur Schramm)的貢獻最大。他多才多藝，高中畢業時，辛辛那提職業棒球隊要他去打棒球。他在哈佛大學念碩士時在波士頓一個職業樂團吹長笛。拿到博士學位後，他在愛荷華大學英語系當教授，遇到美國經濟大恐慌，他寫短篇小說賺外快，還得過著名的歐·亨利獎。他晚年曾告訴我，偶爾還收到那幾篇短篇小說的版稅。接著他創立愛荷華大學新聞學院，更重要的是他後來在伊利諾伊大學創立全美乃至全世界第一個傳播研究所，我們這個年輕的學科從此宣布誕生。

五十年代，二戰結束後，美國學術界掀起一個野心勃勃的「統一科學」(unified science)運動。在這個運動的影響下，施拉姆認為，既然communication是政治學(如民意)、社會學(如社會結構)、心理學(如群眾心理與認知)、經濟學(如信息經濟)等等學科的匯點和中心，何不建立一套獨特的communication science，以居高臨下的角度俯瞰，足以統攝或整合社會科學各領域的視野？這個「溝通」的定義顯然是廣之又廣的。事實上，在伊利諾伊環繞施拉姆身邊的學者來自各種不同專業，例如Shannon和Weaver是資訊科學的大家，Charles Osgood是著名的語意學家。施拉姆顯然希望聚集一流的頭腦，讓他們的不同的觀點在一起碰撞，以爆發全新的知識火花，叫作communication science。當然，這個「統一科學」運動後來被證明是失敗的，施拉姆自己也慨嘆道「許多人穿過，很少人逗留」。他終於發現，社會科學的各路英雄好漢，因緣際會，偶爾在邊緣處相會，觸摸到若干communication的問題，但他們穿過十字路口以後，又向本學科的方向和旨趣直奔。傳播研究不但沒有成為統攝性的中心理論，而且邊緣如故，只能繼續拚命爭取中心的承認。

後來，施拉姆移師西部的史丹福大學，創立另外一個舉世聞名的傳播研究所，更是培養了數代傳播研究的領軍弟子。此時，他似乎已放棄建立統攝性理論的嘗試，目光轉而專注於建立狹義的「傳媒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既然跨學科的統攝性理論建不成，傳媒研究的理論根基又不足，施拉姆從老資格的社會科學吸取理論養料，以灌溉新興傳媒研究的園地。他褒揚傳媒研究有四位「祖師爺」，都來自其他學科，包括社會學家保羅·拉扎斯菲爾德(Paul Lazarsfeld)、政治學家哈羅德·拉斯韋爾(Harold Lasswell)以及心理學家庫爾特·勒溫(Kurt Lewin)和卡爾·霍夫蘭(Carl Hovland)。施拉姆的「點將錄」所推崇的傳播研究是實證主義的範式，特別是拉扎斯菲爾德與同事莫頓(R. K. Merton)及學生卡茨(E. Katz)等人合作不懈的研究，奠定了美國實證量化傳播研究的基礎，進而蔚為美國傳播研究的主流，其長處短處都在這裡。等到這個路數變成支配性的主流範式，學術發展逐漸呈現偏枯的趨勢，幾乎忘記了更早前芝加哥大學社會系還有另一個主要的傳統，與歐洲的激進思潮更是南轅北轍。

美國媒介研究的兩個範式

美國的傳播研究深受社會學和社會心理學的啟發，英國的文化研究脫胎於文學批評，淵源大為不同。在美國，傳播研究有兩個最重要的範式，一個是芝加哥學派，另一個是哥倫比亞學派，它們的崛起、發展和消長各有時代的烙印，也反映了美國社會情境的遞嬗。稱之為「學派」，是因為它們所提出的問題、使用的方法對傳播研究都有根本性的影響，內部縱有差異，但整體合起來看，芝加哥學派和哥倫比亞學派是截然異趣的。

美國版圖的拓展史是由東向西移動的，全國第一大城當然是紐約，而第二大城長期而言就是芝加哥。直到後來西部的洛杉磯崛起以後，芝加哥的關鍵地位才稍有削弱。芝加哥是中西部最大的樞紐和集散地，轉運周圍農業州的資源到東部，但無論是地位、資源或價值取向，芝加哥也與東部都市平分秋色，甚至分庭抗禮。美國象徵人類史上橫跨新大陸的第一個民主實驗，這個新興國家歷經都市化、工業化和大量移民的洗禮，使得整個社會秩序和核心價值動盪不已，必須重新整合再出發，於是知識界領袖在上個世紀初發起了一場影響深遠的「進步運動」(Progressive Movement)。政治上，它鼓吹以中產階級為主的「好政府主義」，鼓勵報刊揭發政客貪腐無能，主張以科學方法促進社會改革；經濟上，它反對社會資源與財富寡頭壟斷，並維護市場的公平競爭；文化上，它提倡新的中產階級生活方式、新式藝術和建築品味以及都市計劃。「進步運動」更新了美國的核心價值，孕育了美國社會的「媒介專業主義」。

芝加哥大學是「進步運動」的重鎮。芝加哥大學首創全國第一個社會系，該系在一戰到二戰之間獨領風騷。芝加哥的社會學家們受到杜威的「實踐主義」(pragmatism)影響，放棄歐洲式的抽象玄思，而注重學術在社會和政治改革中所產生的實際效果。他們以芝加哥這個城市為活生生的社會實驗室，有計劃地做了大量人類學式的開創性社區研究。他們研究的範圍很廣，其中一環是把報刊視為社會的有機環節和組成部分，探討報刊如何促進社會秩序的整合、社區和諧以及種族融合。媒介不是被孤立看待的，而是與整個都市發展、移民過程和社會秩序有相伴相生的關係，研究旨趣充滿了自由主義漸進改革的精神。大規模的社會變遷引起動盪，社會上的道德基礎與政治共識失衡，學者探討如何使用媒介維護社區的整合與共識，以促進社會的改革與進步。

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既是經驗性的，又是詮釋性的。它著重參與式觀察，也使用歷史和人類學田野方法，以社區研究為主。記得他們曾派出學生在商店門前「站崗」，實地記錄交易的種族和階級情形。芝加哥學派的掌門人帕克(Robert Park)研究報刊的「自然史」以及移民報紙對融入美國社會的影響，他曾到燕京大學做訪問教授，是費孝通的老師。布魯墨(H. Blumer)是「象徵性互動派」的代表，在集體行為和民意研究方面貢獻卓著，影響很大。Janowitz研究社區報紙與社區權力結構，以及社區報紙如何促進社區和諧。Lang氏夫婦配合實地觀察和電視內容的分析，提出媒介的「社會建構」。這些都是具有開創性的貢獻。

二戰結束以後，美國國力如日中天，最重要的問題是如何持盈保泰，學界所關注的是維護社會系統的穩定平衡，研究旨趣日趨保守，他們提的問題比芝加哥學派窄化得多。這時，社會學的重心已從芝加哥大學移轉到哈佛大學，但帕森斯(T. Parsons)的宏觀結構功能論過於抽象艱澀，無法接受經驗證據的考驗。以傳播學而言，其重心又轉移到哥倫比亞大學。理論家莫頓提倡「中距」的結構功能論(middle－range theory)，以接通抽象概念與具體經驗，使理論能夠接受經驗證據的檢查。理論家莫頓和以量化研究方法見長的拉扎斯菲爾德合作無間，相得益彰，訓練了數代社會學(包括傳播社會學)的領袖。哥大仰賴企業界(尤其是紐約的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和政府提供大量研究經費，他們使用相當精細的問卷調查和內容分析，研究媒介如何改變人們的短期態度與行為，特別是選舉與消費購物方面。大公司和政府資助學術界，自然不願意學術界用這些研究來檢驗甚至批判它們，因此哥大的學者們幾乎凍結了社會制度與結構性問題，把媒介與權力結構的關係視為當然，只以工具的眼光孤立地看媒介產生什麼效果。他們原來期望媒介發揮「魔彈式」的強大效果，但各種實證研究卻紛紛否定這個假設，反而發現媒介無力改變人們的態度或行為，只能鞏固他們固有的預存立場。這個結論使得他們開始懷疑傳播研究的價值，以前的樂觀期待轉變為悲觀情緒，以至於哥大的重要成員之一貝勒森(Bernard Berelson)過早地為傳播研究發出訃聞。

拉扎斯菲爾德原是來自奧地利的應用數學家，移居美國以後發明了若干重要的量化研究和統計方法。他的panel study當初是為美國農業部設計的，正好碰上美國總統大選，他就把這套方法拿到俄亥俄州的Erie縣使用，即在選舉過程中每隔段時間就反覆回去訪問相同的樣本，以追蹤選民投票意向和行為受媒介影響的方向與程度。研究成果總結在《人們的選擇》這本書中，這是開傳播研究量化實證研究的先河。該書否定媒介有強大效果，提出「兩級傳播」的說法，也就是媒介無法直接影響受眾的態度與行為，有一群意見領袖先吸收過濾媒介的信息，再傳布給廣大的受眾。後來，他和學生卡茨合作，在《個人的影響》中對「兩級傳播」和意見領袖作了更詳實的測試。

現在回顧哥大對於「兩級傳播」和「意見領袖」的提法，和李普曼早年對於公共輿論所提出的見解，實在不無若合符節之處。前面說過，李普曼認為公共事務複雜萬端，新聞媒介需要靠「刻板印象」了解外在世界，新聞報導本身有相當大的內在缺陷，而且為政府和大公司操縱心靈的公關企業又方興未艾，為此他提倡由專家精英為公眾闡釋公共事務。李普曼的論敵杜威雖然也承認公共事務複雜，但杜威寄望於公眾參與和社區溝通，以凝聚民間智慧，反對精英治國。杜威哲學是芝加哥學派的指南針，從這裡我們也看出它和哥大學派在政治立場上的基本差異。

正當哥大學派取代芝加哥學派成為傳播研究的主流之時，美國的國際傳播研究也在麻省理工學院醞釀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的著作《傳統社會的消逝》。這本書受到「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力言第三世界要現代化，必須利用媒介灌輸人們的「移情能力」(empathy)，潛移默化，使他們打破宿命論——如果人人具備這種「移情能力」的現代人格，整個社會必然告別傳統，步入現代的門檻。這個理論到現在已被攻擊得體無完膚，但它曾為國際傳播研究定下數十年的基調。施拉姆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寫的《大眾傳媒與國家發展》，一度被第三世界領袖奉為「聖經」；埃弗里特·羅傑斯(Everett Rogers)的「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s)也影響深遠。兩人都以勒納的學說為範式，鼓吹第三世界以媒介為現代化、國家發展的觸媒劑，以媒介促進民族整合、經濟現代化和文化自主。在這裡，我要指出一個知識社會學上的弔詭：一方面，在美國國內，哥大學者總結「媒介有限效果論」，媒介只能強化人們固有的立場，無法改變他們「短期」的態度與行為；但另外一方面，在國際上，美國學者憑藉有限的證據，卻信心十足，以預言式的話語強調，媒介在第三世界社會變遷的「長期」過程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國內傳播和國際傳播的發展軌跡既合流，又分途，其間關係尚待細緻分析。(政治情況和學術見解變化很大，倘以當今左派的觀點重新作相反的解讀，則哥大學者的發現不再證明媒介的效果「有限」，反而證明媒介具有「強大」的保守效果。假如媒介強固人們的預存立場，維持他們態度和行為的長期穩定，阻礙社會變革，豈不正是權力結構進行社會控制的思想利器？這樣說來，反而符合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

芝大和哥大這兩個社會系留下傳播研究，早已各自往別的方向走，而傳播研究則被各地後來興起的新聞傳播院系接收為版圖。但無論從哲學思想、研究旨趣或方法技術來說，哥大因緣際會，逐漸凌駕於芝大之上，仍是影響當今美國傳播學的主流範式。七十年代，歐洲激進派政治經濟學和文化研究先後輸入美國，它們以西方馬克思主義為張本，不遺餘力地攻擊美國主流傳播研究。但美國畢竟是世界最大的學術市場，成為不假外求的體系，歐洲的挑戰未能動搖哥大範式在美國的支配地位。歐洲的批評理論原來是對美國提出「敵對的」世界觀，但到了美國就被分插到整個學術光譜中成為一支，其批判性當然明顯削弱。美國式傳播研究的流風餘韻更擴散到世界許多國家，中國學界似乎也多在這個影響圈內打轉。「全球化」的聲音響徹雲霄，傳播研究卻未必更多元或更國際化。

芝大的傳播研究範式縱然退隱為暗流，但從未完全失傳。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各種要求變革的勢力——反越戰運動、婦女運動、種族運動和學生運動等等——風起雲湧，改革派學者回到芝大範式尋找血脈，重新發現先驅學者懸而未決的問題。尤其重要的是，芝大的範式比哥大更能接通歐洲思潮，提供進一步切磋琢磨的空間：其一，芝大雖然採取自由主義的立場，與法蘭克福學派以及以後的左派觀點立場大相逕庭，但兩者的主題意識都扣緊了媒介和權力的互動關係。其二，芝大先驅學者米德(G. H. Mead)發展的「象徵互動論」，允稱美國文化研究的佼佼代表，和歐洲傳進來的現象學也有些異曲同工之處。許多美國傳播學者知其一不知其二，幾乎只知道哥倫比亞學派的工作，而最積極重新發現、詮釋芝加哥學派的貢獻者，莫過於雄辯滔滔的詹姆斯·凱里。

理論貧乏與「內卷化」

美國新聞院系和傳播研究的接軌相當偶然，而新聞院系接收社會學系遺留的傳播研究有何得失？新聞教育是美國的特殊產物，歐洲的精英貴族大學和美國的哈佛大學排斥新聞教育，輕視它缺乏知識骨幹。一九○八年密蘇里大學成立全世界第一所新聞學院。四年後，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相繼出現——普利茲死後，希望捐贈遺產以成立新聞系，先為哈佛拒收，後來哥大才勉強接納，乃有現在舉世聞名的新聞學院與普利茲獎。(按，上述「哥倫比亞學派」指的是社會學應用社會研究，與新聞學院沒有什麼關係。)但哥大是例外，美國主要的新聞院系都集中在中西部的農業州，因為南北戰爭期間林肯總統撥劃聯邦土地，成立州立大學，除了追求人文與科學知識，還以「服務社區」為主要使命，一些應用學科(尤其是農學、軍技、商學、新聞)因而在高等學府獲得正當性。當時一般記者多半桀驁不馴，不乏才華橫溢之士，卻很少有人念過大學，新聞職業的整體聲望不高，所以各州的新聞同業團體紛紛趁機慫恿州立大學成立新聞系。這樣憑內外兩股力量合流，為美國大學的新聞系接生。

大學有了新聞系是一回事，新聞系在大學裡有沒有地位是另一回事。美國大學的新聞系一般都是從英文系分支出來的，目的在於培養編採寫作實務人才。二戰期間，有些老記者徵調參加軍旅，戰後回到大學校園讀研究所。但新聞系沒有博士班，在研究型的大學裡是很難有地位的，幸虧威斯康星大學的William Bleyer獨具遠見，在政治系裡增加新聞輔修，教授新聞和相關的政治學、法律和倫理學、公共輿論等課程。這些老記者獲得政治學(或其他傳統學科)博士學位以後，相繼應聘到各重要大學新聞系任教，逐漸發展新聞學博士課程(早年以威斯康星、伊利諾伊、明尼蘇達和斯坦福四所大學為重鎮)，以至於蔚為學府建制的一部分，而在這個過程中又逐漸吸收、發展傳播研究的學術路徑。數十年來，全國新聞學院紛紛改名為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表面上平安無事，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其實新聞與公關廣告的學理關係從來沒有處理好，內部的新聞實務和傳播理論更一直處於緊張狀態。

回顧施拉姆時代，傳播學緊密依附其他社會科學，跨學科引進理論、概念和視野。施拉姆和麻省理工的普爾(Ithiel de Sola Pool)合編《傳播學手冊》，厚達一千多頁，各章作者多為著名的政治學、社會學和心理學家，其中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是關於國際傳播問題的。十多年後，下一代學者Steven Chaffee和Charles Berger合編《傳播科學手冊》，作者都來自傳播本行，其他學科的作者幾乎絕跡。後書的編者自詡傳播已經成為「科學」，既是「科學」當然就自給自足了，從此不假外求，不再需要其他學科的奧援。而且，他們對國際傳播幾乎全然漠視，國際傳播仿佛只是國內傳播的延長，國界與文化差異儼然都是無關緊要的。Chaffee是施拉姆在斯坦福的得意門生，他比他的老師更強調「科學」，但科學一旦變成「主義」，他的眼光卻比老師狹窄得多。Chaffee曾於一九八○年代初撰文辯稱，傳播科學有自己的博士班建制、學術期刊等等，當然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學科。他不僅從外緣的制度面「合理化」傳播學，因為以《傳播科學手冊》的精神看來，他顯然也認為傳播「科學」在內涵理論上有獨立的貢獻。Paisley曾形容傳播學是一門「橫向」學科，連結其他的「縱向」(例如社會學、心理學、政治學)學科。如果這種說法成立，那麼Chaffee似乎想把傳播學從「橫向」扭成「縱向」學科。這到底是福是禍，見仁見智，至少在現階段我覺得是走向死胡同。

再說一遍：施拉姆時代力求和別的學科接枝，後來從新聞傳播建制內產生的文獻卻力求「獨立自主」。早在一九七○年代，我初入研究院就讀時，新聞系內部密集出現以下的「理論」：議程設置(agenda setting)、知識鴻溝(knowledge gap)、使用與滿足(uses and gratifications)、沉默的螺旋(spiral of silence)、認知共同適應(co-orientation)、第三者效果(third-person effect)、涵化(cultivation)、框架和鋪墊(framing, priming)、創新擴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等等。這些「理論」的生命力不等，有的一開始就有氣無力，有的剛提出時頗有新意，但因為長期孤立使用，過勞而透支，很快呈現疲態。幾十年後，我都快退休了，看過各種走馬燈似的流行，抓住幾個老題目不斷再生產，固然資料累積很多，但見解增加幾許？何況連這類「內部理論」也長久不見有人提出，而整個學科生態又滿於劃地自限，不作興跨學科互動，其理論貧瘠的尷尬境況可想而知。坦白說，今天在美國有些大學博士課程，可以狹窄到從上述的「理論」選擇一個題目，寫一篇不痛不癢的論文，就可以拿到學位了。無論讀者是否同意我的判斷，都必須面對一個尖銳而嚴肅的問題：為何我們缺乏深邃的「範式」引導傳播學的研究工作？

我認為這個現象是學術發展的「內卷化」(involution)過程。美國人類學家格爾茨(Clifford Geertz)在印尼研究爪哇島和巴厘島的農業經濟生態，發現爪哇島天然條件優越，由於荷蘭統治者強取豪奪，又有巨大的人口壓力，爪哇島採取的農業發展策略不是更新變革，而只求在現有條件下「殺雞取卵」。也就是說，爪哇島沒有提升耕作技術和品種，只是不斷增加耕作人口，每畝地產量非但沒有提高，農地且過度墾殖分割，以致良田變廢墟，造成社會、經濟和生態上的災難。格爾茨稱這個過程為「內卷化」(亦譯「內眷化」)。

我們可以引申「內卷化」的意義，指學者抱住一個小題目，在技術上愈求精細，眼光愈向內看，問題愈分愈細，仿佛躲進自築的一道牆圍，得到心理安全，拒絕與外界來往的壓力，其結果是不但忘記更大的關懷，更阻礙思想的創新。格爾茨形容這個過程是「技術性的分髮絲」(technical hair－splitting)，捨本逐末，縱然把髮絲數得分毫不差，也看不到整個頭型的全貌。優生學鼓勵基因相異的人結婚，反對近親繁殖。豪門如果只顧分產，不事增產，再多財產也要敗家。在我看來，「內卷化」是學術創造力的退化，特別是在當今急功近利的大學獎懲體制內，鼓勵放大鏡照肚臍眼，抱住一個小題目做到死，不但隔行如隔山，甚至同行如隔山。社會科學的知識一旦喪失「公共性」，便只成為學苑內部的遊戲。這是可怕的學術危機，尤以中國的傳播邊緣學科為然。中國經濟發展與學術自信或積澱迥不相侔，自然產生一種莫名的焦慮感，弄出一些匪夷所思的指標，美其名為國家的「軟實力」強力推行，道理在此。

蘇鑰機曾分析傳播主要期刊的引文指數，發現它們引用其他社會科學的文獻愈來愈少，引用傳播領域的文獻愈來愈多。如果從Chaffee等人的觀點來看，這正是象徵傳播學的成熟，我沒有這樣盲目的樂觀，反而擔心這是典型學科「內卷化」的證據。純粹「從傳播看傳播」，理論資源如此貧乏，特別是那些從新聞系內部產生的「理論」，通常和更大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脈絡脫節。家底本來就薄，關起門自娛，情形更為不堪，焉能不邊緣化？我覺得一九七○年代G. Gerbner主編的《傳播學刊》(Journal of Communication)，雖然文章良莠不齊，但經常激起重要辯論的知識火花；現在篇篇文章在技術上精緻得無懈可擊，卻缺乏知識上的興奮，有時我稱之為「毫無用處的精緻研究」(elaborate study of nothing)。我寧願回去讀點老書，分析容或不夠成熟，那種開闊的氣象卻充滿生命的躍動。

這三四十年來，很少傳播學者在傳播領域之外還有影響力的，有活力的傳播研究反而多是從外面帶來的衝擊，且讓我舉幾個例子說明。一是統稱為「媒介社會學」的研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之交，突然密集出現，它們以社會學和人類學的方法探討媒介組織內部的科層運作，新聞製作的流程、過程和因素，以及新聞製作與社會運動的互動(例如H. J. Gans, G. Tuchman, T. Gitlin)。即使過了三十多年，這些分析視野還是生機蓬勃，可惜很久沒有人提出其他重大的新觀點了。我相信社會學也有「內卷化」的情形，可能是整個學術界的「後現代」現象，並以傳播這類邊緣學科猶然；其二，政治經濟學的挑戰，使媒介無法孤立看待，而必須分析媒介話語的政治經濟基礎(例如J. Curran, H. I. Schiller)。拉丁美洲的激進政治經濟學也曾有重要的貢獻，但它與第二世界的政治經濟學互動不多；其三，文化研究使媒介話語更緊密聯繫到背後的深層意義以及意識形態的脈絡，包括英國的有威廉斯(R. Williams)、侯爾(S. Hall)對美國主流範式的批判，芝加哥學派文化研究的重新發現與詮釋(J. Carey, H. Becker)。薩義德(E. W. Said)提出「東方主義」的命題，啟發了「後殖民主義」的開創，對第三世界的文化研究尤具深意。這些理論在美國各新聞傳播學院發生的影響甚不均勻，有的學校頗重視它們，但有些以庸俗實證主義挂帥的學校則淡漠視之。中國在引進傳播學的過程中，應該以開放的視野取精用宏，而不是出於短視或無知，只局限在簡單的層次和粗糙的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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