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的學術與學術的政治：對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思考

政治的學術與學術的政治：對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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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的學術與學術的政治

對文化研究本土化的思考

「文化研究」以最新的「西方理論」的面目進入了中國學院派的視野，它使得90年代的新銳學術話語在形式上擺脫了中國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為意識形態背書的陳腐套路，為學術專業化和獨立於政經勢力提供了話語層面的支持。但是，從「文化研究」自身的發展譜系、學術品味和社會關懷的角度來看，我們又無法忽視其明顯的政治意圖、中國引進者對這種政治意圖的繼承、及其在中國語境下的表述。從某種層面來說，對於「文化研究」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梳理與反思，就是為了描述、建構與推進中國當代人文社會學科在全球化時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聯繫。

從20世紀90年代起，一種新的學術話語在中國文科學術界蔚然成風，它的名字叫「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雖然是一個直接從英文翻譯過來的名詞，因其與80年代中國大陸「文化熱」分享同一個核心概念，不能不令人思考兩者之間複雜而又微妙的聯繫。一方面，80年代末的政治地震暴力性地中斷了「文化熱」，它以直白的方式告訴中國的知識分子，他們試圖接續五四以來的傳統，通過對中國文化和國民性的批判來參與和實踐社會變革的想法和做法都是天真的、無法被執政者所接受的。90年代的政治威權化、經濟自由化，以及教育領域的體制化和官僚化給知識分子準備了脫離「文化熱」的幾條路徑：為經濟建設服務，為政權穩定服務，或者安心書齋，在「與世界接軌」的運動中掌握最先進的學術標準和學術語言，通過論文和學術會議與同行而不是公眾進行交流，成為與政治無涉的專家、學者，而不是充滿政治意味的「知識分子」。「文化研究」正是以最新的「西方理論」的面目恰逢其時地進入了中國學院派的視野。它以炫目的詞彙、複雜的理論、一連串歐洲大師的名頭、因翻譯體而略顯生硬的多重句式使得90年代的新銳學術話語在形式上擺脫了中國傳統人文社會科學為意識形態背書的陳腐套路，為學術專業化和獨立於政經勢力提供了話語層面的支持。另一方面，從「文化研究」自身的發展譜系、學術品味和社會關懷的角度來看，我們又無法忽視其明顯的政治意圖、中國引進者對這種政治意圖的繼承、及其在中國語境下的表述。文化與社會批評在經歷了80年代末的重大挫折後，又以全新的面貌重新回到中國知識階層的視域，其中不乏「文化熱」時代的參與者以更新了的「文化研究」者身份與90年代以後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學人共同締造了知識分子新的學術和話語空間。雖然兩者都可以簡單地總結為藉助西方理論對中國文化狀態的審視、闡釋與批評，80年代的「文化熱」與90年代的「文化研究」在對「文化」的界定、理論選擇、方法論範式、發言的語境、批判的目標、對中國與世界關係的認識等許多方面都大異其趣，屬於兩套全然不同的知識與話語體系。因此，對於「文化研究」在中國學術界出現與普及的理解，不僅要考察東西方學術範式旅行的機制與權力關係，還要關照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思想史和學科史的斷裂與接合。從某種層面來說，對於「文化研究」國際化與本土化的梳理與反思，就是為了描述、建構與推進中國當代人文社會學科在全球化時代與中國社會之間的聯繫。這種聯繫應該超越傳統學術話語中理論與實踐、專家與行政（或與經濟建設）、意識形態與政權之間或陳舊或新潮的宰制性框架，尋找一種開放的、批判的、介入的，同時又是獨立的學術制度與話語。

理論旅行：英美文化研究及其國際化

文化研究在當代已經成為一種國際性的、跨學科的、論題廣泛的學術運動，任何對其起源、邊界和特徵的界定都將是具有爭議性的話語建構。但是，我們仍然可以圍繞其名稱的由來和核心概念的學術性推廣追溯到以下幾個機構、理論和學術實踐的歷史——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at Birmingham），社會理論的語言學轉型或曰文化轉型，新左派與西方馬克思主義。

伯明罕當代文化研究中心被公認為文化研究的第一個機構性設置，它為作為一種學術和社會活動的文化研究提供了平台和最初的研究典範。與其相關的核心人物——理察·霍加特（Richard Hogart），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E·P·湯普森（E. P.Thompson）和司徒亞特·霍爾（Stuart Hall）——在他們的奠基性著作中共同發展了後來被稱為「文化主義」（culturalism）的傳統。霍爾曾經指出，「文化主義」是文化研究中最具英國特色的組成部分。它繼承了英國既有的、建立在細讀文本基礎上的文化批評傳統，比如利維斯主義，又對其進行了左翼的改造。威廉士在《文化與社會：1780－1950》（1958）、《文化是普通的》（1958）《漫長的革命》（1961）、《馬克思主義與文學》、《傳播》（1962）等著作和文章中，重新定義了「文化」這個核心概念，這成為了今後所有文化研究者所共享的理論前提。首先，文化是人類生活的一部分，沒有人對文化享有特權。文化並不像馬修·阿諾德和利維斯主義者所認為的，代表了人類最美好的理想，是人類自我完善的狀態或過程，而是「普通的」和「一種特定的生活方式」。文化的載體既是文字、符號和其他表意手段，也包括產生和傳達意義的物質產品和社會行為。人類社會通過文化發展出特定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和情感結構，藉以形成對自身和世界的認識以及與其他群體的區隔。因此，「文化」作為一個表意的系統，是人手一冊的生活地圖，而不是昂貴的稀缺商品。文化在日常生活的中得以形成和表述，對文化的研究也從經典文本轉入日常生活和通俗媒介。第二，文化不是靜止的、永恆的和本質的，文化在歷史和社會結構中不斷地形成、轉變和重塑，它是人類意識與自身境遇持續互動、相互塑造的產物與動力。文化既是歷史與社會結構的後果，也是推動它們變遷的能動者。對文化的分析和批評能夠導向對社會變遷的洞察和把握。

第三，文化與權力相關。早期的英國文化研究者關注工人階級文化與生活方式的形成與變遷，以及工人階級如何通過特定的文化形態與其壓迫者相區別和對抗。後來者將這種關注擴展到性別、種族、國族等其他身份區隔與權力衝突的領域。文化研究藉以批判表征體系與權力關係的理論工具在很大程度上受益於來自歐陸的各種結構主義思潮：索緒爾的語言學，列維·史特勞斯的人類學，羅蘭·巴特的符號學，阿爾杜塞的意識形態理論，布迪厄的社會分層與文化資本、「場」（field）、「慣習」（habitus）等理論，福柯的話語－權力的歷史與社會分析範式等等。這些結構主義思潮的批判性分支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維度，以及個體與社會意識如何受制於由意識形態所構成的現實觀，從而維護既有的不平等的權力秩序。這些結構主義思潮的批判性分支在與西方馬克思主義的對話和爭論中形成了特定的主體性/去主體化的理論（theory of subjectivity/de-subjectivization）。與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樣，結構主義強調文化的意識形態維度，以及個體與社會意識如何受制於由意識形態所構成的現實觀，從而維護既有的不平等的權力秩序，但結構主義拋棄了對於西方馬克思主義來說仍舊值得拯救的主體性概念，認為意識不過是話語的產物。因此，與文化主義關注文化的本真性（authenticity）和能動性所不同的是，結構主義傾向於文化作為權力宰制和對主體塑形的一面。兩者之間的衝突在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中得到了融合，文化既不是完全由權力所建構和強加的，也不完全是由「人民」（the people）在「活生生的經歷」（lived experience）中「有機」地發展出來的，文化是兩種力量鬥爭和妥協的結果，也是它們持續爭奪的場所與對象。在英國，文化研究作為一種以文化批評為標誌的智識活動，參與了爭奪文化霸權和通過文化爭奪霸權的鬥爭，因而成為一種關乎政治和政治性的學術工程。

20世紀七、八十年代，文化研究首先在英語文化圈迅速國際化，並經由學術更加建制化和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美國向其他地方擴散。拉美、歐洲和東亞等地區文化研究學術共同體的出現和文化研究話語的興盛，與以美國為中心的學術交流活動和研究生培養機制有著密切的聯繫。在這個過程中，人們開始關注文化研究的「英國性」（Britishness）或「西方中心主義」與「普遍性」（universality）之間的矛盾。霍爾曾多次批評過美國學院體制對文化研究的去政治化改造。美國文化研究的迅速體制化和中心化，它的文本主義傾向，以及對階級問題的忽視，明顯區別於英國文化研究的新左派與社會運動的背景，它將文化與社會實踐聯繫起來的理論訴求和對工人階級文化的分析、重構與推崇。但這並不意味著文化研究應該有一套「本真的」、「正確的」研究範式，任何對它的偏離都構成了一種「墮落」或「誤讀」。相反，對產生於特定社會歷史環境的理論不加反思地照搬和轉移，恰恰違反了文化研究最重要的一條理論原則：文化（包括學術）與社會之間的關係是歷史的、具體的和能動的，文化和學術應該面對本土發展出特定的參與和介入模式。因此，為了保持文化研究作為學術活動與本土社會的聯繫，對其進行本土化改造、或在本土語境中重新界定其問題域（problematics）和方法論，是十分必要的。同時，英國文化研究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遇到了對其局限性的批評，這成為文化研究反思自身歷史、進一步拓展視野、凝聚新興學術力量最重要的推動力。女性主義批評、後殖民理論、身份政治研究、對民族國家、帝國和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等，都是在對早期英國文化研究的白人中心主義、男性視角和國家主義視角的批判中發展出來的。霍爾更進一步指出，在全球化時代，中心/邊緣或西方/非西方的二元對立並不能幫助我們清楚地認識當代社會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全球化作為一個世界歷史過程，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傳統上國家、社會和本土之間的邊界。本土總是以特定的、文化的和歷史的方式面對全球化的普遍性力量，對本土問題的理解和闡釋，既要紮根於自身社會的思想資源和社會語境，又要對全球過程有深刻的把握。本土問題與本土話語既不是普遍理論的簡單移植和複製，也不是隔絕於全球過程之外的飛地。作為一種具有反思意識的批判理論，文化研究並不致力於一勞永逸地解決全球與本土、普遍性與特殊性之間的張力，它甚至也不想解決被囊括在其名下的各種社會與文化理論之間的張力——馬克思主義與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與種族理論，批判理論與闡釋學等。用後殖民理論家斯皮瓦克（Spivak）的話來說，文化研究就在張力中生存（to live with the tensions）。張力的存在使得不同地區和不同學科與理論背景的研究者能夠在對話和爭議中保持與加強這個學術運動的同一性和多樣性，以及它在全球旅行中對本土問題的解釋力與洞察力。

文化研究的中國景觀

英美的文化研究是一個跨學科甚至反學科的學術運動，以其為名的學科建制化是很晚近才開始的現象。文化研究的風潮涉及了人文社會科學的許多傳統學科，文學、傳播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地理、藝術史等學科，都有學者因文化研究的啟發而突破既有的學科邊界，探索新的研究對象和走向新的研究範式。通俗文化之於經典文學，表意體系之於傳播過程，身份認同之於社會結構，當代文化之於「原始部落」，生活史之於政治史，人文地理之於自然地理，視覺文化之於經典藝術，每一個學科都從對自身傳統的批評與超越出發，走向相似的問題域。在今天，現代性、全球化、新社會運動、文化與社會變遷、意識形態與權力等問題成為整合人文社會科學的話語與理論平台。文化研究的學術政治直指傳統學科邊界劃分的機械性、人為性、歷史性和與權力之間的關係。傳統的學科體制以社會過程的碎片化為學術研究的前提，其成果只能進一步加深知識領域之間的鴻溝，通過專業話語的自我複製來認可現存的社會秩序和既得利益。文化研究認為，對於社會的研究需要整體性的（但不是統一的）視角和思考方式，人文社會科學的任務是挖掘社會現象之間的普遍聯繫，而不是將社會議題分裂為所謂的專業領域。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文化研究是既有學科制度的置疑者和挑戰者，學科只在實用層面——提供職位、資助、出版物和學術自主的空間——對文化研究有意義。而在學理層面，文化研究總是試圖突破學科的限制，從現實社會問題出發尋找研究議題和研究方向。

中國對西方當代社會與文化理論的引入始於80年代的「文化熱」時期，成為今天知識界爭論對象的各種理論焦點——西方馬克思主義、現代主義、後現代主義、後殖民理論、結構與後結構主義、闡釋學等——都在80年代以各種方式進入過中國知識分子的視野。但是，80年代的思想討論和西學引入幾乎完全框定在如何使落後的中國社會和中國文化趕上西方先進文明、進入現代化的目標之中，對西方理論的斷章取義、不顧語境的照搬，甚至為了意識形態的需要有意誤讀，就不可避免了。

到了90年代，西方理論引入的社會語境產生了重要的變化。第一，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專業化和科層化在教育改革的大氛圍中迅速成形。理論體系的建立是學術研究成為相對獨立的專業活動的前提。對西方理論的引入開始注重其譜系的嚴密性和自身歷史發展的邏輯；第二，「現代性」取代「現代化」成為學術討論的問題域。前者是對一個全球歷史過程的批判性和反思性研究，而後者抱定進化歷史觀和普遍主義哲學，將現代化作為所有社會必然要達到的目標。問題域的轉移也意味著學術與社會的關係從為既定的社會發展目標服務變成對社會進程的觀察、省思、闡釋和批判；第三，在社會理論語言學轉型的影響下，「文化」以新的內涵和外延成為人文社會學科的核心概念。但是，以闡釋的方法論和跨學科對話為標誌文化研究的興起與中國社會科學追求學科專業性和研究方法科學性的官方潮流產生了衝突。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學研究，成為在中國引入文化研究語彙和拓展研究領域的重要的學術平台與中介。

1985年，美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傑姆遜（Jameson）到北大做了主題為「後現代主義和文化理論」的為期四個月的系列學術演講，這被認為是中國文藝理論在90年代轉型的奠基性事件。西方馬克思主義，西方文化的後現代轉型，後殖民批評，大眾文化研究等成為中國文藝理論接觸文化研究的先導性詞彙。當然，文藝理論成為文化研究登陸中國的平台並不是只與幾個精英人物相關的偶然事件。中國的文學實踐和文學研究在90年代全面市場化的大環境下迅速邊緣化。文化生產與傳播的商業化使得之前或被歸為意識形態上層建築、或被譽為獨立的審美體驗的文學與藝術，以及為其精英式的、受保護的存在提供合法性論證的文藝理論，都突然變得與社會現實格格不入和無的放矢，出現了「失語」或「闡釋焦慮」。後現代理論所描述的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邊界的消失，消費文化的盛行，娛樂至上與對崇高的消解，都不僅僅只是遙遠的西方理論，而是中國精英文藝和文學研究者所面臨的現實。中國文藝理論向文化研究的轉型也就不能僅僅被看作是西方新潮理論的另一輪登陸或學科建制化的實用主義使然。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文化的劇烈變遷和全球化的歷史語境，要求相應的理論創新予以回應和解釋。因此，李陀指出，「文化研究的對象是文化，但它不是過去廣泛進行的各種各樣的『文化討論』中所針對的那個文化，而是與今天市場經濟密切聯繫的商品文化，特別是與工業生產方式緊密聯繫的大眾文化。」「面對大眾文化正在中國取得主流地位的新形勢，中國的文化研究者當然也要高度重視對與大眾文化相關的各種制度和日常生活的研究，這必然使『文化』這一範疇被大大拓展」。王曉明也為當代文藝理論劃出了廣闊的論域，「在今天，『新意識形態』早已經滲入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文化研究就自然要跟蹤追擊……不但要關注文學、音樂、繪畫、雕塑和電影，更要關注商業廣告、娛樂雜誌流行歌曲、肥皂劇、報紙及音像媒體的娛樂節目，乃至櫥窗涉及和公共裝潢；不但要討論具象性的文化產品，也要注意抽象的理論活動，要探究這兩類不同的文化活動的內在關聯；不但要分析種種紙上畫布和螢幕上的文化表現，還要分析城市建築、出版機構、政府的文化管理體制，乃至酒吧、舞廳、咖啡館之類更具綜合性的消費－文化設施；倘若情境確實需要，甚至不妨跨出狹義的『文化』的邊界，到更廣闊的社會背景下去分析特定的文化現象」。

文學研究者在推動中國文化研究的學術事業中成為了無可否認的先鋒。這從在中國出版的引介文化研究的譯著、叢書、讀本和本土文化研究成果中可見一斑。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知識分子圖書館」叢書（王逢振主編）翻譯出版了最早一批文化批評家或理論家的論著。2000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又有一套和文化研究密切相關的叢書「傳播與文化譯叢」（常昌富主編）問世，幾乎是在同時，中央編譯出版社推出了李陀主編的「大眾文化研究譯叢」。商務印書館推出了「現代性研究譯叢」和「文化和傳播譯叢」兩套叢書。羅鋼與劉象愚主編了《文化研究讀本》和《消費文化讀本》，李陀主編的《視界》和陶東風主編的《文化研究》是兩本以書代刊的出版物。李陀還主編了「當代大眾文化批評叢書」，推出本土的文化研究成果。今天，都市文化研究和視覺文化研究又成為新的出版熱點。文學研究出身的學者在其中的主導作用顯而易見。

與文學研究以文化研究為契機跨越學科界限，整合人文和社會科學，發展出針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有活力的批判話語形成鮮明對照的，是社會科學的相對沉靜。尤其是在英美作為文化研究大本營之一的傳播學和媒介研究領域，在中國仍舊處於熱心追求學科專業化和科學化的階段。文化研究只是作為所謂的主流社會科學範式的補充而被偶爾提及，極少有系統的理論扒梳和實際的研究成果。上文所述文化研究出版物中，有大量來自傳播學領域的著作，卻在中國的傳播學界識者甚少。與此同時，中國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新一代學者和在校研究生，卻開始對文化研究抱有極大的熱情，但他們只能暫時從其他學科汲取理論資源，這似乎重複了傳播學初創時對傳統社會科學從理論建構到方法的依賴。

文化研究與傳播學

實際上，以文學研究為基礎的文化研究是有其局限性的。傳統的文學研究在闡釋文本的時候強調文本的內在品質和意義生成的自足性，單純的文本分析容易流於華麗、聰明但膚淺隨意的文字遊戲。在其向文化研究轉型的過程中，社會理論提供了社會科學的視野和方法論範式。社會科學將文本放置在社會過程中加以考察，文本不是自足的，歷史、空間、讀者、制度、技術、經濟、政治都與表征體系產生塑造與被塑造的多元關係。對文本的闡釋也就變成了追尋意義製造、流轉、變動和衝突的社會原因與背景。反過來，文學研究為社會科學帶來了對符號和意義的關注。社會過程不是機械的物理過程，而是由製造與闡釋意義的主體有意識地參與和形塑的，其體現在人類意識、感知與文化中的方式也總是通過符號化的中介。社會與文化理論成為融合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的跨學科橋樑。因此，在英美，容納文化研究的機構空間跨越了文學、歷史、地理、傳播學、人類學、藝術史等多重邊界。

在美國，傳播學從80年代開始成為文化研究發展的重要基地，在大眾傳播和媒介研究領域，它迅速進入了這個年輕學科的主流，得到了學科統治集團的承認。（格羅斯伯格，2000）文化研究在美國與大眾傳播研究結緣並非偶然。一方面，文化研究所帶來的批判與歷史視野幫助學科內的批評者超越主流的、以追查效果和實用主義為主導的行政研究，將大眾傳播研究推向更加理論化的、多元的、對文化與社會過程敏感的和對既有權力體系保持置疑的方向。另一方面，大眾傳播研究從一開始就是對媒介技術、傳媒體制、媒體職業、媒體受眾、媒體經濟等議題進行學術研究的基地，而文化研究對媒介化時代通俗文化的考察，離不開有關傳媒的系統理論和研究傳統。

中國大陸在80年代初主要由新聞學者引入傳播學這個概念的時候，文化研究已經開始在美國大眾傳播學界挑起了爭議的漣漪。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機緣與意識形態背景、理論旅行的途徑、新聞學的學術視野等多方面原因，使得中國的傳播學與國際傳播學的最新動態失之交臂，形成了以定量經驗學派為圭臬、無視理論多元化和內在張力的僵硬的「傳播觀」和「傳播學觀」。中國新聞學界引入傳播學話語之際，正逢中國社會科學在全社會改革開放的旗幟下進行自身「現代化」轉型的時代。學術的科學性、客觀性和專業性成為急於擺脫專制主義時期強加在學術話語之上的意識形態陳規的學者眼中的「康莊大道」，而被施拉姆經典化的美國傳播學的「正統」正符合了當時中國新聞學者所想像的「西方社會科學」。（劉海龍，2007：31）大眾傳播的行政研究範式為中國的新聞學帶來了「受眾」、「效果」「影響」等「中立」的、「無涉政治」的概念，研究者與被研究對象之間似乎有一道天然的屏障，使研究者能夠「超然」、「冷靜」地提出與探討具有科學意義的問題。這為當時的學者躲避「階級鬥爭」、「階級立場」、「黨性原則」、「群眾路線」等讓學術成為政權附庸、為其提供合法性證明和訓練宣傳工具的教條，建構具有相對穩定邊界和專業身份的學術範式提供了科學味十足的語彙和研究典範。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屬於廣義的批判傳播研究範式的文化研究，卻被中國學者誤讀為與自身傳統相同的，以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社會為目的的政治思潮。（劉海龍，2007：33）表面的似曾相識使人們誤以為它屬於「傳統」而不是「革新」，而其所提供的對包括中國經驗在內的所有現代性過程的批判性思考就被全然忽視了。

然而，追求「科學」在當時的中國實際上是一種「去政治化的政治」（汪暉語），是以學術和客觀性的名義謀求對現存制度變革，同時規避政治風險的事業。美國行政研究背後所預設的自由多元主義社會理論被當作普遍真理不加反思地接受下來。對普世性的追求使得中國的新聞與傳播研究從一種教條走向了另一種教條，從對政黨意識形態的臣服走向了對改革或市場意識形態的臣服。實際上，「改革」或者「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直對中國的社會科學轉型具有強大的塑造和規制力量。（瀟湘，1995）因此，在國際學術界走向跨學科和反學科的學術政治，以及以後現代主義為代表的社會理論對西方的現代性開始進行系統性反思的時代，中國的社會科學卻以化約之後的「現代化」為目標，走向了學科建制化、對科學主義的崇拜和對普世主義的追求。新聞與傳播學學科自主性的缺失和因過度經驗主義和業務導向所造成的理論的荒蕪使其更加急於從西方批發「看上去很美」的系統理論，遮蔽其在自身學術環境中已經被相對化的現實，將其轉化為中國語境中的傳播學「正典」。於是，除了與被拋棄的傳統意識形態有可疑的相似性以外，文化研究還經常因為缺少「科學性」和「系統性」，以及過於「主觀」而招致批評，一直無法為中國傳播學的權力中心所接受。雖然每天都做著有關傳媒與當代文化現象的研究工作，中國的傳播學者多樂於從心理學、經濟學和社會學等更「硬」的學科中尋找話語資源和研究工具，卻羞於承認自己對「文化」這種「軟話題」感興趣。

在中國的語境中，是否接受文化研究並不是一個是否更加「先進」和「新潮」的問題——中國的傳播學因其邊緣的學術地位更加急於追蹤「最新」的西方理論——而是一個如何看待現代性，以及如何處理學術與社會之間關係的問題。「現代性」無論是作為一種歷史存在還是一種社會理想，不應是學術研究的預設前提和宗教信仰，而是被分析、思考和反思的對象。從這個角度看，中國的改革開放絲毫沒有改變主流社會思潮從五四以來一直存在的現代化崇拜，只是以另外一套現代性話語取代了被命名為「封建」的激進主義現代性。中國傳統的馬列主義新聞學與美國的行政研究在現代性框架中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因為它們都以科學為圭臬，都致力於提供確定無疑的知識和規則，都追求某種大一統的學術話語，都將學術與社會的關係定位於一種實用主義取向的「理論聯繫實際」。中國的傳播學把行政研究奉為傳播研究的「正統」，並不僅僅是因為眼界的狹窄或偶然的疏忽。其歷史必然性在於，統領當代社會科學轉型的改革開放，是一個為了緩解統治危機的權宜之計，它並沒有為系統梳理和反思當代中國社會思潮和與社會發展相關的理論思考提供自由的空間。80年代的「文化熱」和當代以文化研究為代表的批判理論的勃興，都是尋求突破這種逼仄的話語空間的努力。文化研究能夠帶給當代中國傳媒研究的，是對長期形成的學術工具主義（為社會主義或市場經濟服務）的反思，對傳媒現象中複雜的文化表征的關注，對傳媒與社會過程中權力關係的警惕與批判，以及對學術自主性和學術社會責任的不懈追求。

文化研究與本土問題

文化研究帶給中國傳播學的最大啟示，是對以往一些無可置疑的、自然而然的概念體系和思維框架進行全面的反思，在全球化和現代性的視野下，重新梳理媒介研究的問題意識、問題域和方法論。

首先需要整理的，是在中國語境下「文化」的概念。傳播學所要做的，不僅僅是將以往忽視的「文化」議題納入自身的研究範疇，而是參與建構一種既能夠達成跨學科共識，又能切近中國社會變遷焦點的有關文化的工作定義（working definition）。在中國，將文化理解為「普通的」、「生活方式」、「傳媒現象」或「表意體系」並不會遇到很大的障礙。自晚清以來的多次社會革命和長期的社會變遷中，知識階層基本無法形成獨立的道統與其他社會權力相抗衡，可以與英國的利維斯主義相對應的精英文化傳統已經完全無法保持穩定的認同和確切的身份，更徨論成為文化概念民主化的阻礙了。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中國學術界對於文化與歷史，文化與權力的問題有著天然的敏感。恰恰相反，由於上文提到的在改革的過程中對傳統社會主義思想的迴避，將文化看成本質的、靜止的、均質的和無涉政治的學術研究仍然大行其道。

其中最值得我們反思的，就是「文化」概念背後所隱藏的民族本質主義與男性中心主義。中國傳播學界談論對文化的研究時，大多數情況下是指考察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思想。但是這種考察並不是從理性的高度來批判性地分析傳播思想與社會理念或現實政治之間的關係，而是為了「繼承優秀遺產，指導傳播實踐」，為了「讓傳播學成為適應中國需要的科學」，或者為了「適應中國國情，突出傳播學研究的中國特色」。「傳播」在這裡被看作是關乎技巧、策略和規律的「科學」，而「文化」能夠為有目的的傳播活動提供指導。「文化」、「中國文化」、「中國傳統文化」這些概念被混同在一起，國家成為「文化」想當然的單位和承載者。文化研究在這個話語系統中的介入十分重要，它挑戰「文化」與「民族國家」的天然聯繫，提出階層、性別、年齡、族群、生活方式等更加多元的界定和區隔文化的社會元素，並提醒我們，不論是國家、階級、族群，還是其他任何界定文化邊界的名稱，都是在歷史和權力關係中建構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在全球化力量激進性重組社會組織、社會資源和社會認同的時代，「本土」並不是在所有時候和所有情況下都與「中國」相重疊。即便是我們需要以國家為單位來考察文化與權力關係的時候——比如對文化帝國主義和國際傳播秩序的研究——也要秉承斯皮瓦克所說的「策略性的本質主義」（strategic essentialism），認識到類似身份認同的建構性和歷史性，以及其中涉及的內在霸權機制（民族的、性別的、地方的），而不是將其當作不可置疑的學術研究預設和起點。對西方理論種族中心主義的批判不能轉而變成「中國中心主義」的理論視角，過分強調「中國特色」或「中國特殊論」，會造成對複雜和多元決定的當代社會現實研究的盲區，尤其是忽視全球現代性對構建當代民族國家體制的重要塑造力量——「中國」並非一個本質性的、非歷史的存在，這個概念的現代內涵本身，就是全球現代性的產物。文化的「國家化」和「西方化」實際上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它重複了而不是挑戰了西方現代性有關進化、文明差異和民族國家的普遍主義話語。

文化研究在中國語境下另外一個需要進一步解剖的概念是「大眾文化」。中文裡的大眾文化對應了英語文化研究歷史上的兩個詞彙：mass culture與popular culture。前者是貶義的烏合之眾的文化，後者是指具有進步性和救贖力量的「人民的文化」；前者在當代還特指由資本主義文化工業或者集權體制由上至下製造的同質化的、宣傳性的文化，而後者指「有機的」、由民眾創造的、對文化工業形成抵制和超越的文化。在中文歷史中，「大眾文化」還指革命的群眾文化。因此，當中國的文化研究者引入西方關於文化精英主義（大眾文化批評）和文化民粹主義（文化研究）之間的爭議時，容易忽視兩者在對工業化和商業化文化的評價上所達成的批判性共識，那就是文化工業或者破壞了文化的「有機性」和「品質」，或者消解了文化所蘊藏的反叛力量，只不過兩者將救贖的希望放在了不同的文化資源之上——前者是高雅文化，而後者是下層民眾的亞文化。英文中popular culture所具有的政治內涵，它與商業文化之間的區隔和聯繫，在中文裡不論翻譯為大眾文化還是通俗文化，都沒有體現出來。中國市場化以來從官方文化到商業文化的轉型，在文化研究的概念框架中，實際上是一種大眾文化（威權體制）與另一種大眾文化（文化工業）的之間的衝突、轉變和融合。如果只將市場化後的文化工業作為中國文化研究的對象，並調用強調受眾主動性和文本開放性的通俗文化理論來分析大眾文化現象，把它作為官方文化的挑戰者和抵制者，就會忽視官方與市場霸權文化之間的合謀，以及它們對批判性文化和邊緣文化的共同壓制。這會造成用市場主導的文化代替所有的通俗文化，對值得關注的當代文化議題的窄化，以及對市場文化賦予了過多的樂觀主義。從媒體政治經濟學的角度來看，中國市場文化對集權文化的顛覆性不僅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在世紀更迭和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際，兩者之間的合謀與合作愈加大於它們之間的競爭。

在傳播學領域，法蘭克福學派、文化研究與傳播的政治經濟學研究都被統稱為批判學派，它們之間在國際學術話語中的爭議在中國的語境下並不十分突出，因為它們作為批判的社會與文化理論共同對應於以自由多元主義為基礎的傳播學經驗學派。但正因為如此，中國傳播學的主流仍舊抱持僵硬的「進化觀」和冷戰時期的社會形態概念，認為批判學派有效的批判對象是「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如果拿它來分析中國當下的文化狀況，就會威脅到至今還十分弱小的傳媒市場的發育。對於文化研究學者來說，中國的「社會主義」首先就是一個值得置疑的概念，和一個名不副實的空泛的意識形態立場，更不要說以其名義來規避批判理論對於市場和權力的質詢。「社會主義」其實是英國文化研究被國際化（尤其是美國化）的過程中被悄悄抹去的核心理念，是批判理論參與社會改造的理想化目標。但這裡的社會主義指的是一種社會理想和社會運動所秉承的信念，它永遠是產生在學術批判與社會改造的過程之中，而不是指現實存在的社會主義政權，不是指黨派政治，更不是指任何以社會主義名義所進行的社會規劃。文化研究及其攜帶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傳統，為中國社會科學反思被意識形態和威權政治所挾制的僵化思維體系帶來了契機。如果要想在全球化的視野中對當代傳媒制度、傳媒文化和傳播過程進行鞭辟入裡的分析，中國傳播學界首先要做的，就是對社會主義、資本主義、自由主義、民主、自由、市場等人們認為「直接明了」、「毫無疑問」的概念重新進行細緻的譜系梳理和理論爭鳴，將它們放置在多元空間和時間的語境下進行批判性的分析和調用，而不是當作教條來遵守。

作為結語：中國語境下的學術與政治

文化研究作為一場學術運動是以逃避定義、拒絕確定性而聞名的，如果說在其國際化的過程中有什麼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它所堅持的學術的政治性。文化研究致力於以思想的力量參與和介入社會變革，它的學術旨趣是對所有顯見的定義、邊界、本質和思維方式加以挑戰和顛覆，並以此加入和影響社會運動。它相信文化與意識的能動性和變革力量，這與「五四」、「文化熱」等中國知識分子通過文化介入政治的傳統是相通的。台灣的陳光興從本土的社會運動和文化批判中看到了文化研究的活力與精神資源，大陸也有學者指出媒介文化研究為中國當代知識分子進入公共領域提供了一種政治實踐的契機。傳媒是當代社會各種複雜矛盾的交匯點，它既是社會力量和社會過程的再現者和表述者，又是多種社會權力和霸權爭奪的平台。從這個角度看，傳播研究必然是一種「有關政治的學術」。文化研究的介入使得「權力」成為媒介研究的核心概念之一，在它的透視下，傳播學對「效果」、「影響」、「功能」、「效率」、「策略」等「科學」和實用目標的迷戀，實際上走向了一種遮蔽自身政治性的意識形態，一種法蘭克福學派所說的「肯定性政治」。中國的新聞與傳播研究要想擺脫作為權力、市場甚至社會潮流的附庸和提供註腳的秘書角色，真正成為不斷對社會現實進行挑戰和反思的理性力量，文化研究所指向的「文化政治」可能是一條必經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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