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俄羅斯試圖祕密操縱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種種喧鬧之中，有個國家靜得出奇：中國。但中國的領導人很可能正看著俄羅斯的粗劣手法冷笑。既然這個由莫斯科策劃的計謀主要依賴於美國的社群媒體，必然很快會被美國的技術人員識破。同樣，前俄羅斯間諜及其女兒在英國被公然下毒的事件，也已經被記在莫斯科頭上。這些過於直接、過於有跡可循的行動，只會引來反擊。
中國也有欺凌弱小的時候，尤其是對那些處在它影響範圍內的亞洲國家——對部署了防禦性導彈的韓國實施經濟制裁，暗地裡到香港和泰國綁架書商。但中國往往不會公開傷害或惹惱如美國這樣的對手，相反，它會安靜地積攢長期的優勢。
中國不會脅迫，只會操縱，它更傾向於在道德和法律的灰色地帶行事。它會將自己的政治動機掩蓋在值得稱讚的人情或文化項目之下，模糊與對手之間的戰線。任務完成後，另一方可能還沒意識到自己中了計，或者都不知道這場戰略博弈的存在。
要是這聽起來有些陰謀論，那是因為這其中確有陰謀，並且不只是假設。從中國在海外校園建起的孔子學院和中國共產黨小組便可見一斑——若是把所有的例證都好好地聯繫起來，它們會勾勒出一個運轉平穩的巨大機器。這個機器將中國人安插到全世界，擴散中國的影響，收集情報，為中國政府服務。
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的故事為例。
20世紀40年代中期，楊振寧離開中國，師從氫彈之父愛德華·泰勒(Edward Teller)。1957年獲諾貝爾獎後，中國當局派出了包括他父親在內的密使，悄悄在日內瓦與他會面並懇請他回國。楊振寧一再拒絕，並於1964年成為了美國公民。但是1970年代中國開始開放後，他便回國來參與中國物理研究的現代化。北京十分清楚物理對中國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楊振寧心中萌生的愛國主義對其他海外華人科學家可能產生怎樣的示範效應，於是幾乎把他塑造成了一個民族英雄。此外還有別的。
2004年底，妻子剛剛去世一年，楊振寧就與一位年輕的中國研究生結婚了，兩人是在一次大型研討會期間認識的，當時她是當局安排給楊振寧的私人助理。2017年2月，94歲的楊振寧和另一位海歸、圖靈獎(Turing Award)得主姚期智宣布放棄美國公民身份。在這類事上大驚小怪的媒體嘲弄了這段年齡差距巨大的婚姻，但也有嚴肅批評者指出，為高價值目標配一個年輕妻子是中國共產黨的一貫做法。對於獲得國家的這種關注，甚至還有個固定說法：得到了「黨（或總理）的關懷」。1960年中期，曾在1949年被共產黨推翻的民國政府中任高級將領和代總統的李宗仁回國後，也得到了一名年輕配偶作為獎賞。
據傳，當時的總理周恩來親自負責了李宗仁的婚事。我並沒有了解到可以證明中國領導人策劃楊振寧再婚的官方記錄，但卻有著充分的間接證據，其中包括楊的這位年輕妻子的父親的陳述，稱女兒的「犧牲」是「一種美德，一種榮耀」。
楊振寧回歸中國國籍的消息，在美國華人群體中引起了反響，尤其是在科學家和工程師中間。中國共產黨獲得了急需的體面，且挖走了美國的一項重要人力資產——楊的學術培養大部分是在美國進行的。
事實上，自從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空氣動力學和導彈專家錢學森1955年回到中國，並在建設中國導彈工業的過程中起到重要作用後，美國聯邦調查局(FBI)就已經強烈意識到，這種特殊的逆向人才流失給美國造成的危險。「我寧可殺了他，也不願放他走，」據說1951年至1953年擔任美國海軍部長的丹·A·金博爾(Dan A. Kimball)在提到錢學森時曾這樣說。「他到哪裡都抵得上三到五個師。」在1950年代，有數百名海外華人科學家回到了中國。
楊振寧放棄美國國籍的影響可能更大，別的不說，至少如今美國的華裔比60年前多了很多。就我這一代人而言，他在1970年代回歸中國一事，無疑極大激發了在美國高科技領域學習和工作的華人的愛國熱情。經歷了1957年災難性的反右運動、1966年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以及1989年殘酷的天安門鎮壓之後，中國共產黨失去了知識分子的支持，然而一個又一個這樣的歸國故事，對修復共產黨的形象是有幫助的。
長期觀察中國的人，從楊振寧的人生軌跡中可以輕易覺察出中國共產黨的干預，特別是它精心偽裝的這台影響力機器的悄悄運轉。不過，外國學術界和知識界才剛剛開始認識到中國的方法——以及它與俄羅斯的不同之處——並充分衡量它的有效性。中國的手段很難辨認，安插的眼線很難清除，尤其是在美國、紐西蘭或澳洲等不加防備的開放社會。
中國的影響力機器有著模糊的外表，一個原因是其成員之間的聯繫往往難以察覺，無論是個人還是組織之間的聯繫。但它的核心是一個規則嚴明、經過實戰考驗的構造，最初是毛澤東在1930年代部署的。毛澤東曾把它稱為對付蔣介石國民黨政府的三大法寶之一，與奉行列寧主義的共產黨和紅軍並列，毛澤東給它起了一個體面的名字：統一戰線。該組織於1946年確立了目前的形式。三年後，毛澤東的共產黨贏得了內戰，它把勝利部分歸功於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由兩個機構組成，中國以外的地方很難理解它，因為西方沒有類似的機構。一個是神秘的中央統戰部；另一個是廣受關注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
統戰部是一個靈活的、受到嚴密控制的黨組織，由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兼任。它監管著十幾個通過勸說和滲透從事政治聯絡工作的組織。其中一個就是歐美同學會，該組織密切關注著越來越多在西方生活或接受學術培養的學生和學者，要求他們搞「人民外交」——實際上是把所有這些學者變成了統一戰線的士兵。
另一方面，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是一個非請勿入的龐大俱樂部，由一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領導，主要通過個人關係網開展工作。它的年度會議有大約2150人參加，是一場和諧、冗長的雜談會。約40%的與會者是中共黨員，其他則是來自大陸、台灣、香港和澳門的名人，他們是根據財富、受歡迎程度和政治順從性被精心挑選出來的，比如電影明星、宗教領袖、富商和大學校長（至少國家層面的政治協商會議是這樣的，一些不太重要的愛國者會從加入省級或更低級別的政協起步，然後往上爬）。
政協委員名義上是中共的政治顧問，但實際上，他們必須服從黨的安排。有關工作的談話結束後，他們真正的工作才開始：主要內容是影響各行各業的重要人物，最終通過金錢、美色、許以名望或僅僅是利用他們的愛國精神，把他們拉進北京的軌道。所有新成員都會得到在中國國內表現、宣傳、投資或發財的好機會。
在某些方面，政協的運作與黑手黨類似：行事隱秘，依靠密切的個人關係，並且隨時準備違法。它也有點像政治龐氏騙局：成員引誘他人加入後會得到獎勵——然而之後會面臨更大壓力，會被要求繼續這麼做。香港前民政事務局局長、某家能源非營利組織的負責人何志平，如今捲入美國的一起刑事案件，被控賄賂非洲國家元首，以便為國家控制的中國能源利益集團獲取石油合同。身為資深政協委員的他，似乎正是因為這些關係栽的跟頭。
但中國的這台影響力機器繼續轟鳴。今年早些時候，中國當局在本屆政協中給香港分配了創紀錄的200多個席位，約佔委員總數的10%，但香港的人口只相當於中國總人口的大約0.5%。
在70年前，毛澤東的統一戰線對幫助中國共產黨一舉奪權起了重要作用。從那時起，中國的影響力機器變得更加足智多謀，而且更加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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