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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榮基知道自己有麻煩了。作為香港銅鑼灣書店店主兼經理這二十年，每當偷帶圖書進中國大陸被發現時，林榮基已經學會用一系列從容不迫的動作混過去：他道歉，表示不知情，向官員遞煙，開個玩笑。在他職業生涯的大部分時間，這套動作絕對管用。
林榮基身材清瘦結實，一頭不太服帖的蓬鬆灰髮被梳向一側，留著一縷小鬍子。那天他帶著各種各樣的書：令人目瞪口呆的政治驚險故事、色情暴力小說，還有幾本嚴肅的大部頭歷史書。這些書只有兩個共同點：一是讀者渴望得到它們，二是每本都被中共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定為禁書。幾十年來，林榮基的書店一直生意興隆，雖然店裡經營的多是禁書，或許正是因為如此。銅鑼灣書店離大陸城市深圳只有30多公里，書店夾在一家藥店和一家高檔內衣店之間，雖然門面不大，但吸引了不少人慕名而來，其中有中國遊客、本地資深政客，甚至還有祕密前來的中共黨員，換句話說，任何想窺視被官方黨史刪除的清洗、黨內鬥爭和無聲政變內幕的人，都是書店的客人。林榮基的專長是能區別禁書的好壞，把單純的醜聞揭發和絕對的聳人聽聞區分開來。他要的是能分清謠傳與現實的書。
其他的書商會避開大陸市場，但林榮基經過多年的試錯，完善了一套讓他的書可以躲過檢查的技巧。他只向繁忙的港口發貨，包裹在那裡不大可能被檢查。他給書套上偽裝護封。林榮基只有一次遇阻的經歷，那是在2012年。待到六個小時的審訊結束時，他和官員們已經在像老朋友一樣聊天，他們警告了他一番，而後就放他回家了。
2015年10月24日，他的慣常做法不管用了。剛進入香港與大陸之間的海關檢查區，他就被帶到邊境檢查站的一個角落。他面前的門打開，一大群警官衝了進來，有30名左右，把他團團圍住，拒絕回答他在驚慌之中提出的問題。一輛廂型車開了過來，他們把他推了進去。林榮基很快發現自己到了警察局，面前是一名警官。「林老闆，」警官對著他咧嘴一笑。林榮基問出了什麼事。「別擔心，」林榮基回憶警官這樣說。「如果案子很嚴重的話，我們早就在來這裡的路上打你一頓了。」
在桌子的另一邊，林榮基認出了一名警官，三年前他在同一個口岸入境出問題時與之打過交道。這名警官姓李。李警官旁邊坐著一位年齡更大的男子，自稱是國安，負責審訊。你為什麼帶書過境？他問道。「我是書商，」林榮基答道。「帶書過境不是叛國。」李警官回以冷眼。
問訊進行了一段時間後，那位年長的警官起身出去了，只剩下林榮基和李警官。兩人尷尬地坐在房間裡一言不發，直到林榮基想找回他們上次見面時的歡快氣氛，開口講了一個笑話。李大怒。他說，林榮基試圖推翻中國的制度，他作為一個專案組成員，就是要徹底摧毀香港的非法出版界。林榮基大吃一驚，不敢再說什麼。
在接下來的八個月裡，林榮基會發現自己糊裡糊塗地成了一部傳奇小說的主角，這小說與他銷售的書沒什麼兩樣。他所受的煎熬，標誌著中國開始在大陸以外的地方壓制批評人士及其支持者，不管這些人在哪裡，不管批評的方式是什麼。林榮基被抓後，中國從香港的四季酒店抓走了一名香港億萬富翁，他頭上矇著毯子、坐在輪椅上，被人悄悄推出了酒店。他們還阻止一位當地民主活動人士進入泰國參加會議；將在埃及的中國籍穆斯林留學生遣送回國並關押。
這些做法標誌著中國實力新時代的到來，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在201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全國代表大會上，總書記習近平明確表示了擴大黨的控制範圍的願景。「堅持黨對一切工作的領導。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他對與會代表說，黨的領導觸及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就連書——用習近平的話說是「社會主義文藝」——也必須「謳歌黨、謳歌祖國、謳歌人民、謳歌英雄」。幾個月後，中國政府取消了國家主席的任期限制，為習近平的無限期統治鋪平了道路，並把對所有出版媒體的控制交給了中共中央宣傳部。
中國政府長期以來一直試圖影響和控制信息，但其最近的努力範圍和力度是前所未有的——這個趨勢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一位61歲的書商和幾堆禁書上。「我從未想到會發生這種事情，就像窮人從來沒有一夜暴富的夢想一樣，」林榮基說。在他遭受磨難期間，他不得不提醒自己，在中國，奇異與平凡往往是一線之隔，以至於注意不到區別，就像他經手的書中那樣。他說，「當代中國是一個荒謬的國家。」
問問香港的出版商，他們會告訴你，「禁書」一詞不夠恰當。在香港這片半自治的中國領土以內，沒人會去壓制出版行業。禁令來自北京，在香港只有有限的法律效力。香港不受直接干預已有60年了，先是作為英國的殖民地，然後自1997年以來，又有與北京達成的被稱為「一國兩制」的協議。
第一本重要的禁書是張國燾寫的，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擔任過紅軍將領，是毛澤東的同事和對手。毛澤東在20世紀30年代的權力鬥爭中把張國燾清除了，後來，張國燾在邊境另一邊的香港定居。經過多年貧窮而不為人知的流亡生活後，他被美國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他的臉依然像年輕時那樣俊朗、方正——他們給了他一筆生活津貼，用於翻譯和出版他的回憶錄。
張國燾自傳於20世紀60年代末在香港發行，那時大陸幾乎完全不對外開放，人們通過他的書得以窺視毛澤東的觀念、動機和嗜好。張國燾把毛澤東描繪成一個殘酷無情的領導者，多疑，慣於使用暴力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中國大陸的審查機構幾乎馬上就譴責了這本書，但它在香港銷量極佳。被禁之物的誘惑，加上從中可以看到存在一個尚待開發的巨大市場，出版類似圖書的產業開始形成。
新世紀出版社的創始人和出版人鮑朴是香港最受尊敬的獨立出版商之一。去年11月去拜訪他時，他在擺滿了個人藏書的書架上，輕而易舉地找到了自己的那本《我的回憶》。「就是這本，」他一邊說，一邊小心翼翼地翻著發黃的書頁。「這是第一本禁書。」
從張國燾的回憶錄衍生出了整整一個圍繞毛澤東生平的圖書門類，曾經知道點內幕的人，紛紛事無鉅細地分享他們與這位備受尊崇的共產主義中國創始人的往來經歷。鮑朴拿起一本毛澤東的長期私人醫生寫的書。「這是20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後的第一大禁書，」他邊說邊把一本紅黑兩色封面的精裝書遞給我，書名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出版於1994年。這本書裡有內部人士對黨派政治和高層陰謀的描述，但最吸引讀者的卻是描寫毛澤東性喜好的部分。「那是第一次大陸持有的書店拒絕上架一本書，讓獨立書店大賺了一筆，」鮑朴說。我翻看了幾頁：
六十七歲時，毛已經過了他原本預計會喪失性功能的年齡，奇怪的是，他的陽萎問題那時也完全消失了。毛在那時變成了道家的實踐者，性的功能是為了延年益壽，而不單是享受。令他最開心、最滿意的是幾個年輕女人一起和他同床。毛鼓勵他的性夥伴給他介紹別的女人，以便他淫樂聚會，他覺得這能增加他的壽命和體力。
在鮑朴的書房，你可以讀到一部另類中國歷史，這些歷史書籍按照中國現代政治的轉折點整齊地擺放在書架上。中國精英「不能通過官方管道洩漏信息，」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Bruce Lui)說。「所以他們能做的是把香港當作一個平台」來匿名傳播流言，為自己的陣營說好話，同時貶低對手。香港的出版商們成了北京政治戰場的延伸。
1966年，在那場長達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動亂和大規模清洗運動開始之際，大學被關閉，數百萬所謂有資產階級傾向的人被「下放」到農村勞動，接受再教育。異見人士和叛逃者把小冊子、親述資料和其他違禁材料偷帶出來，讓它們得以在香港和以外的地方流傳。在1989年天安門廣場抗議活動後的鎮壓中，香港的雜誌、報紙和書店再次成為傳播「非官方」信息的安全場所。鮑朴的藏書中有一整個書架留給了「六四」，指的是中共開始鎮壓的那一天。在鮑朴眼裡，這個書架本身就是禁書行業價值的證明。1989年時，他是北京的一名大學生，目睹了天安門抗議活動之後粉飾歷史的過程。「我最恨歷史被遺忘或被篡改，」他對我說。「把天安門發生了什麼抹銷掉是我不能允許發生的事情。我要誓死捍衛這段歷史。」
一名因支持示威學生的訴求而被免職並軟禁的共產黨高官寫下了一本回憶錄，面對範圍逐漸擴大、支持者越來越多的抗議活動，本書從親歷者的角度揭示領導層當時在如何應對上出現的爭執：
最後鄧拍板說：「現在不能再退了，否則不可收拾。決定調軍隊進京，實行戒嚴。」……6月3日夜，我正同家人在院子裡乘涼，聽到街上有密集的槍聲。一場舉世震驚的悲劇終於未能避免地發生了。
鮑朴的書架上除了學術著作和回憶錄外，還有一些粗俗的書籍，其中很多不過是網上八卦的彙編。在一些香港文化人眼裡，這些書玷污了香港的聲譽。鮑朴對出版有關性醜聞和腐敗的虛構故事沒有興趣，但他在這些故事的情節中看到了更大的意義。「它們針對的是不同的讀者群，人們在這些編造的謊言中看到了一點真相，」他說，他的手指從一本書的書脊上滑過，那是一本匿名發表的、充斥色情內容的書。「這些書告訴中國人民，他們的領導人不是聖人，」他說。「他們和你我一樣——他們狹隘，他們犯錯誤，他們的行為不道德。」習近平本人是這類圖書喜歡描寫的對象，比如《習近平與他的情人們》，該書宣稱揭示了這位國家主席最私密的時刻：
「門外玲玲在喊『習大哥快來幫我一下，我在廚房煮餃子。』習近平忙著跑出去，進了廚房就抱住柯玲玲就說『我爸快回來了，我爸要平反了。』
玲玲趕緊推開他說，『哎呀，你這樣抱著我，別人會笑話的。』」
看著自己的收藏，鮑朴的神情嚴峻起來。他說，在林榮基失蹤之後，大陸動用了全部力量打擊禁書。他從自己在天安門事件中的經驗知道，這意味著什麼。「無法抵抗，」他說。「除非去死。」
受審後第二天早上，林榮基被人蒙上眼睛，戴著手銬押上了一趟不知開往何處的列車。押送他的人一句話也不說。13個小時後，列車停了下來，押送的人把他推進一輛汽車，送到附近的一座建築裡，他們在那裡摘掉了他的帽子、眼罩和眼鏡。他思考著自己的處境：他不知道自己身在什麼城市的什麼地方，無從確知關押他的人的身份和所屬部門。他還沒有受到任何刑事指控。來了一名醫生，給他匆匆地做了體檢。林榮基被帶進一間有一張床和一張桌子的牢房，獄卒給了他一套換洗衣服，讓他去睡覺。
他躺在床上不能入睡，不知道香港是否有人意識到他失蹤了。他的家人會怎麼想？會有人告訴他的前妻或他在深圳的女友嗎？林榮基多年來一直是書店的獨立所有人和經營者，但最近把店賣給了一家出版社——也許他的處境與他們出版的圖書有關？這家名為巨流傳媒的出版社是在2012年進入禁書市場的，時機相當不錯。有個名叫薄熙來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出事了，一些中國觀察人士曾認為這個雄心勃勃的人物將成為中國的下一代領導人——擠掉正在崛起的習近平，但薄熙來和妻子一起捲入了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Neil Haywood)在重慶一家酒店客房被謀殺的案子。不到兩年後，薄熙來受到公開斥責，被降職並開除黨籍。他的妻子被判犯有謀殺罪，他本人被判腐敗罪。一個有望當上國家主席的人在眾目睽睽之下被廢黜。
薄熙來的倒台對香港的出版商來說是夢想成真：這是一部在中國權力頂層上演的現實版肥皂劇。隨著市場上對有關薄熙來的信息需求達到了瘋狂的頂峰，巨流傳媒出版了一大批有關書籍，詳細記錄了醜聞的每個進展。在短短一年時間裡，香港出版了100多本有關薄熙來的書，其中一半來自巨流傳媒。書店報稱每天銷售量為300本。據說，巨流傳媒的所有人之一桂民海僅2013年一年就賺了100多萬美元。他買了房子和汽車，還在泰國一個度假小鎮買了別墅。林榮基的書店裡擠滿了熱切的新顧客。2014年，巨流傳媒的幾個人前來洽談收購書店事宜，意在把巨流傳媒豐富的出版物與書店的聲譽和龐大的客戶群結合起來。作為交易的一部分，林榮基同意繼續擔任書店經理，直到他退休。
日出時分，一個姓史的高個子男子對林榮基進行了盤問。林榮基的客戶都是些什麼人？他們買了什麼書？他們多久來一次？那天晚些時候，關押他的人拿給林榮基幾張表格，要他聲明放棄找律師以及與家人聯繫的權利。林榮基仍然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他在這些表格上籤了字，以為與他們配合可以縮短他被關押的時間。史警官和另一名警官繼續對他進行審訊。隨著被拘押的時間從幾天變為幾週，林榮基開始偷偷用自己橙色外衣上拆下來一條線來計時，每天在線上打一個結。他假裝在自己的牢房裡上廁所，踩到馬桶上往窗外看，遠處有幾座小山，近處有些建築，但沒有什麼東西能告訴他自己被扣押在什麼地方。2016年1月，也就是他開始計算扣押時間的兩個多月後，他得知了自己被控的罪名：「違法經營」。
最終，審訊的問題轉到巨流傳媒的匿名作者上。坐在林榮基對面的審訊人員拿出了一堆禁書，都是由巨流傳媒出版、再由林榮基銷往大陸的。其中一本是艷俗的《習近平與他的情人們》；另一本2013年出版的書概述了中共提出的所謂「七不講」，這個清單開列了禁止討論的話題和思想，包括「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第三本書竟然預言了一度有權有勢的將軍徐才厚的倒台。
這些書是誰寫的？史姓警官問道。林榮基回答說，他只是一個書商，從未與任何作者接觸過。這是實話——大多數作者要求出版商讓他們匿名，而出版商為了保護了解內幕的線人，通常都會答應他們的要求。林榮基真不知道作者的姓名。
對林榮基的審訊開始得很突然，結束得也很突然，他有很長時間一個人待在同一間單獨囚禁室裡。「從白天到晚上，沒人和我說話，」他說。「你與外部世界完全隔絕。你不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他們能把你怎樣就把你怎樣，」他變得越來越絕望。「等待的時間會毀了你。」
林榮基不知道的是，他失蹤的消息在2016年1月傳了出來。巨流傳媒的其他員工及其所有人也神秘地失蹤了。但是，囚禁中的林榮基以為只有他一個。只是在幾週的孤獨之後，他才獲許用書來打發時間：他們給了他一部18世紀經典小說《紅樓夢》。囚禁林榮基的人想讓他讀點有益的東西。
那年3月，在被關押了四個多月後，林榮基與他的審訊者見了面，簽了一份認罪書，那是可能獲得保釋的先決條件。讓他吃驚的是，幾小時後，他被送上一列去深圳的火車，深圳就在香港的北邊，他被送到那裡的麒麟山莊，那是外國政要和北京來的高級官員們通常下榻的一座龐大的豪華酒店建築群。次日晚，當林榮基走進一間雅緻的餐廳時，他在圓餐桌邊見到三張熟悉的面孔——他們是巨流傳媒的同事。擺上餐具之後，服務員為他們端上了晚餐。
進餐的人小心謹慎地談了起來。他們身邊有一名警衛，還有三個監控攝像頭在監聽著即使是小聲的談話，所以他們默契地不提一些話題，比如不在餐桌上的那個人的命運，也就是巨流傳媒所有人之一桂民海。他們邊吃邊談，發現他們都曾被關押在中國東南沿海城市寧波；包括林榮基在內的三個人曾被關在同一棟樓的不同樓層，另一個人，既巨流傳媒的另一位合伙人李波，則被關在城外一座僻靜的別墅裡。林榮基回憶李波對在座的人說，「如果配合的話，我們很快就會獲釋。」
李波給了每位同事10萬元，約合15300美元——這是解散巨流傳媒的「退出費」。吃完飯離開時，他們沒有擁抱或握手。「沒必要擁抱，」林榮基告訴我。「我們已經知道，我們能在一起吃飯是多麼幸運。」
在下一個被扣押的階段，林榮基被送到了一個新城市。在那裡，他被告知他將獲許返回香港，但前提條件是，抵達香港後，他需要馬上去警察局，告訴他們，他的失蹤完全是個誤會。然後，他需要去李波家取一台電腦，裡面有出版商的客戶和作者的信息，他需要把這些信息交給中國。只有在那之後，林榮基才會獲許回他的書店工作——但只能作為一名間諜，為調查工作充當「耳目」。他需要報告什麼人買了哪些書，用文字和照片記錄每個客戶和每筆銷售。林榮基馬上同意了這些建議。他說，「關了那麼久，我習慣了他們的思維方式。」
那年6月的一個早上，林榮基回到了香港，並按照要求去了附近一家警署報到。當地的警官已經知道他要來。他辦理了銷案——告訴警官他從來沒有人身安全的問題——然後，他去李波家取電腦。在那裡終於沒有了旁人在身邊，他們自由地講述了自己的處境。林榮基這才知道，他的書店已被一個姓陳的人買走，那個人很快就關閉了書店。據林榮基的說法，李波也描述了他被抓的過程，他是在巨流傳媒倉庫大樓的停車場被抓走的。他勸林榮基按照調查人員的要求去做。
那天晚上一個人待在酒店房間裡時，林榮基用手機上網搜索了關於自己案子的新聞，這是違反他的獲釋條件的。他瀏覽著上百條新聞報導——英文的、粵語的、普通話的、法文的，還有西班牙文的，吃驚地睜大了眼睛。他一次又一次地讀到自己和巨流傳媒同事們的名字。當香港人得知他被綁架時，消息在當地引發了恐懼和憤怒。報導的標題譴責了這種「前所未有」的抓捕、以及香港正在「消失的自由」。林榮基看到數千名抗議者上街遊行的圖片，抗議者舉著印有失蹤書商頭像的標語，要求釋放他們；林榮基那間已經關門的書店成為一個人們瞻仰的地方。他並沒有被遺忘，反而成為了一場運動的中心。林榮基一夜沒睡，手機螢幕發出的光照亮了案件的每一個轉折，他雖親身經歷，卻直到現在才明白。
被要求返回大陸的那個早晨，他背著裝有公司電腦的背包來到了火車站。他停下來抽了一支煙，然後又抽了一支。巨流傳媒的其他員工在大陸有朋友、家人或妻子。「在我們所有的人當中，我的負擔最小，」林榮基對我說。他想起了他年輕時讀過的一首舒巷城的短詩：「我沒見過/屈膝的書枱/雖然我見過/屈膝的讀書人。」
抽完第三支煙後，他找到了一個公共電話亭，撥通當地一位名叫何俊仁(Albert Ho)的政界人士的電話，何俊仁曾是林榮基書店的常客。幾小時後，林榮基站在香港立法會大廈前的一個講台後面，面對著數百名記者、攝影師和新聞媒體的攝像機，講了一個多小時。他描述了自己被抓捕和拘禁的情況。他的突然公開露面吸引了香港人。其他失蹤的巨流傳媒員工也曾現身香港，但他們都不談自己的經歷，即使談這個話題，也只是依照別人教給他們的說法：他們在中國大陸的停留是自願的，他們正在就一個重要案件配合當局。是林榮基把這座城市一直擔心和懷疑的東西說了出來。
「這也可能發生在你們身上，」林榮基說。
在林榮基被綁架時，香港到處都能看到禁書，這些書在大型零售店、專門的咖啡館和街角的便利店都有銷售。他失蹤後不到幾天，禁書開始消失，大陸擁有的商店和受了驚嚇的獨立書商們紛紛將禁書下架。書的作者們也被嚇得不敢出聲；印刷廠拒絕印刷敏感材料。最近的一樁恐嚇事件發生在今年1月，曾在中國境內獲得有條件釋放的巨流傳媒前老闆桂民海再次被綁架，這次是在瑞典外交官陪同他前往北京的火車上（他持有瑞典國籍）。當瑞典政府要求中國提供桂民海下落的詳細情況時，中國當局拒絕承認他已被帶走。不久之後，桂民海出現在一段錄像中，為自己的罪行道歉，還說他是被瑞典外交官騙上火車的。
大陸的強勢繼續讓香港感到不安。「過去，他們至少試著遵守一國兩制的原則，」香港立法會議員涂謹申(James To)說。「這次他們毫無忌憚。」對許多當地居民來說，這次的教訓顯而易見。「有朝一日他們會過來抓你，」涂謹申說。「根本沒有保護可言。」
一個和暖的夜晚，當我在香港街頭見到林榮基時，他散發著一股神經質的能量，眼睛不停地東張西望，嘴上不停地吸著煙。他曾考慮過離開香港，去台灣或美國開始新的生活，但他不想拋棄他出生的城市。儘管如此，他知道香港保持自治的可能性很小。「我覺得香港將回到大陸的管轄之下，」他對我說。「他們有槍，有監獄。我們在香港什麼都沒有。我們所能做的只是和平抗議，力求讓世界關注我們。」
當時，警方在他回到香港後為他提供的保護已經過期，他對自己的行蹤和外表保持著一種刻意的多疑。「我仍不得不使用不同的路線，對我周圍所有的東西和所有的人小心翼翼，」他用密謀般的耳語對我說。他以前的書店就在幾個街區之外。他戴上霧霾口罩和帽子，把臉遮起來，我們在人群中穿行著。坐地鐵時，他一直等到車門關閉前的最後一刻才跳下車，他從來不用自動扶梯。「我用直升電梯，」他說。「如果有人跟蹤我的話，他們就不得不跟我一起上電梯。」
我們很快就到了一個狹窄的門口，裡面有一段髒兮兮的樓梯。銅鑼灣書店在二樓，書店的木門前有金屬護欄。一個大大的黃色標牌上寫滿了祝福者的留言。「為自由而戰，」一條留言寫道。「請平安回來，林先生，」另一條說。在林榮基失蹤案的核心仍有一個沒有答案的問題：在香港眾多的不聽話的出版商中，為什麼巨流傳媒成了打擊的目標？因為對習近平進行了人身攻擊嗎？這麼說也許不算離譜，因為其中沒有多少事實，只有無邊無際的猜測。「像我們這樣受歡迎是不能接受的，」林榮基對我說。「我們就是被盯上了。」
林榮基探身從書店的窗戶往裡看。裡面還有書，散落在布滿灰塵的書架和木桌上。「在我被抓之前的兩年裡，我賣的禁書有4000多種，」他說。「這家書店一直在把握著香港的脈搏，香港還沒有停止呼吸。」他企盼書店的復活，但希望不大。
「你正在寫的是寫一篇訃告，」新世紀出版社出版人鮑朴去年11月對我這樣說。「是這些書被焚之後的訃告。」他似乎對這個行業衰落的速度之快感到震驚。「我沒有意識到會這麼快地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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