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歲的韓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是位於柏林的德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的創辦總裁和特裡爾大學的政治經濟學教授。他著述廣泛，內容涉及中國工業技術政策、中國共產黨的組織結構，以及今天的中國如何反映了黨作為一個創建於偏遠分散地區的革命組織的歷史。
韓博天的主要著作之一是關於中國是如何治理的綜合指南，該書如今已更新再版，並被譯成英文，英文書名是《中國的政治制度》(China’s Political System)，書中廣泛考察了中國政治制度是如何工作的——它如何指導經濟、如何為人民提供服務，以及如何制定新政策。這本書的在線版本將每兩三個月更新一次，讓讀者能夠隨時跟蹤新建立的政府機構或新運動。
在一次採訪中，韓博天討論了中國政治制度未得到充分認識的長處，以及在國家主席習近平領導下，這個制度也許已經拋棄了一些對試驗的開放態度，而勇於試驗是中國近幾十年來成功的原因之一。
你的書的驚人之處是其中的案例研究，這些案例顯示了不同部委和委員會的實際功能。
我們想展示解決問題的方式，或所謂的提供公共物品的方式。例如，如何創建一個農村醫療保健系統？如何確保食品安全？這些是世界各國政府都要對付的問題，超出了意識型態的範疇。這是關於制度實際上如何工作的問題。
我們試圖解釋的另一個不尋常的特點是（黨的）幹部制度的功能。在西方，政策是通過法律制定的，然後由公務員來執行。在中國，政策的實施取決於幹部。他們得到完成業績的明確指標和目標，然後被告知去做事情。主要政策轉變和自上而下的方案是通過這種幹部制度來管理的，而不是通過制定法律。
比如？
習近平的反腐敗運動。共產黨已經擴大和調動了一個有很大權力的平行的、負責紀律的官僚機構，由其出面進行調查。但這個機構沒有明確的法律依據。這個機構在黨內文件和內部指示的指導下運作。
你提出的一個關鍵問題是，中國的成功在多大程度上能歸功於這個政治制度。答案是什麼呢？
有幾個重要的元素。一是黨成功地制定了長期的政治目標，比如工業或技術的現代化，或基礎設施規劃。正如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所展示的，這個制度可以把資源集中到優先領域上。我認為在發展的初始階段，也就是說從20世紀80年代到21世紀頭十年的中期，這是一種長處。
另一個關鍵因素是試驗。在西方，被我們忽視的東西是，中國深度官僚的體制是如何出人意料地靈活。這種靈活性已被經濟特區的試點項目所證實，也被地方上的試驗所證實，比如住房改革和國有企業破產。在國家法律頒佈之前，難度極大的措施經常已在試點項目中測試了好幾年了。
你闡述了這種靈活性如何誕生於共產黨的革命實踐。
這個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必須問自己，一個社會主義官僚制度是如何得到這種在東歐沒有看到的適應性的？這是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掌權之前的上個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的具體歷史經驗。那時，中國共產黨控制著非常分散、而且不是連在一起的地區。所以，當它嘗試像土地改革這樣的事情時，是通過試驗和分散的方式進行的。這與蘇聯有根本的不同。
勇於試驗的做法也是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的標誌。
只是在習近平時代，這種做法才在很大程度上結束了，習近平提出了「頂層設計」的觀念。有一種感覺認為，那些分散的試驗導致了腐敗和紀律渙散。因此，現在每個政策舉措都必須得到中央的批准。這就抽走了中國政治制度中的許多能量。
有種觀點認為，改革必須循序漸進，因此必須協調進行。但是實際效果是，自從2013年（習近平擔任國家主席）以來，就自下而上地解決問題而言，沒有發生多少東西。如果你強調等級制度和紀律，那麼，下層試驗的勇氣就會受到擠壓。人們會害怕嘗試。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有些國家正在把中國視為一種模式。中國可能是模式嗎？
在過去的很多年裡，我都會說不能，但許多國家正在艱難地應對緊迫的基本問題，比如維持內部安全、建設有形基礎設施，以及提供就業機會。這些基本問題是世界各地民粹主義運動的原因。中國指出了一個方向。中國模式不可重複，因為這些其他的國家沒有一個具有中國特殊歷史和特徵的共產黨。但就不自由的、國家導向的解決方案而言，中國經常被引為威權政府如何用不同方式處理問題的例子。因此，當人們想知道西方模式是否是世界上最好的時，中國的經驗是一個永恆的問號。
在書的結尾處，你為中國可能的發展提供了幾種設想，並就這些設想調查了墨卡托中心員工的意見。大多數人支持第一種設想，既「集權和紀律嚴明的高度戒備的黨國（習近平體制）」。你對這種前景不太確定，你認為制度的風險比人們意識到的要大。
我不確定黨能實現它想要做的一切。黨試圖控制社會上的所有變化，但我懷疑這種做法的長期可行性。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生活方式和力量。我不確定這些方式和力量可以被統一起來。我對此深表懷疑。
此外，我們不應忘記，等級制度容易受到衝擊。如果習近平患重病的話，中國的政治制度會發生什麼事情？這個制度已變成圍著他轉的。或者，如果發生小的軍事衝突，社會上的民族主義力量將會如何反應？
這個制度是為擴展、特別是經濟擴展而建的，這個制度很難為挫折作辯解。而這在西方制度下更容易，因為你可以改變政府。但在中國不能。因此，發生顛覆的可能性比人們想像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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